无论是市场经济中的牌价，还是计划经济中的社会费用估算，没有一种反映资源缺少或是丰富的成本计算比下述问题更为复杂的了。这就是把储量、原料、消费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压 力以及能源等全部加起来考虑，看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地球上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事实上，在提出任何合理答案之前，我们应对三个因素进行某种估计，即人口增加的可能规 模、人类各种消费的可能数量以及原料和能源可供利用的价值。预测的难易取决于这三者在生态学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原料的使用量，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和要求。如果资源缺少，必然 会影响其价格，这样就将失去它在工业生产上被采用的吸引力，从而出现了代用品和节省稀有资源的安排。因此，预测资源问题的答案，有很多的变数，它们彼此影响而又互相变换。 对预言者来说，要作出正确的估计，就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进行的槌球游戏充满了冒险性那样，是并不容易的。
今日的发达世界，包括北美、欧洲、苏联、日本、澳大利亚，大约有十亿人口。它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很快。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每年人口增加约1%，即每年生死相 抵所增加的人数为现有人口的1%，美国为200万，苏联为220万。它们在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率最高；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最低，分别为0.5%和0.4%。这样的人口 增长率，与发展中国家的2.5%，并偶有达到3.4%的增长率相比，虽然看来是稳当的，但也有令人不安的后果。
首先是以现有相当大的人口密度为起点的未来人口增长问题。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联合王国，每年可能只增加人口0.5%，但全国目前已有5600万人，其中80% 以上居住在城市。除高山和荒芜高原以及大部分威尔士和北部地区外，人口密度每平方哩为147人。如果今后二三十年内增加人口1200万（据官方估计），将给予这个岛国有限空间以不 能轻视的压力。
我们再看看另一种复杂情况。某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荷兰，最近的人口增长相当快。美国第一个一亿人口经过150年才达到，这还包括20世纪初期平均每年100万人口的外 来移民。而第二个一亿人口只用了大约50年就达到了，这使今后数十年内有了更多生儿育女的夫妇人数。如果每对夫妇平均生三个孩子，那么只需25年即可增加另一亿人口，而再增 加一亿仅需十年。这只是一般事实的具体例证。这种情况是假定未受疾病、饥荒和战争抑制的人口自行增殖，每代母亲为下代生育出更多的未来的母亲。这是一个无情的数学计算：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的人口增长率70年将使人口增加一倍，2%的人口增长率30年增加一倍，而3%时仅需23年人口就要翻一番。而且由于每次基数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数以十亿 计的人口，势将增加得愈来愈快。世界目前人口增长率为2%，到公元2000年时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70亿。此后，另一个十亿不用七年即可达到。
再以美国为例。如果双亲决定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当然有的家庭多些，有些家庭只一个或无子女，那么最近的估计认为，美国战后人口增长的形势，可以保持美国人口适度地增加 到下一个世纪。到21世纪末叶，人口可能稳定在3.7亿到4 亿之间，也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数字。但是，如果每个家庭平均生三个孩子，则1989年人口将为3亿，2014年将为4亿， 2070年就要达到10亿。两个孩子和三个孩子的家庭，过去认为都是适度的，可是这么一点看来很微小的差别，在人口计算结果上却如此悬殊。
人们只看到增加一个小孩，一个婴儿，穿盖用布不多，睡在摇篮里，由母亲哺乳，就看不到在发达世界中，儿童必然会给社会、经济和人类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在下面的计算中， 我们取美国儿童的平均公共开支为例，这是因为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如果“提高生活水平的革命”可以完全无阻挡地进行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别的国家的家庭 不想去达到这样的水平。
首先，所有的基本社会需要，有许多是由公共费用开支的。在许多发达国家中，这种开支还不是足够的。教育、保健、住房，特别是对社会中贫穷成员来说，均尚须大大改进。 每个家庭纵然控制在两个孩子的水平，公共开支还必须增加。这是因为人口密度愈大，需要的集体行动和开支也就愈多。在原始森林开拓土地的家庭，大多是独立工作，这是当时谋生存 的唯一途径。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就需要由集体行动和政治决定，才能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人口愈多，集中在都市区域的人也愈多，公共经费预算就必然愈大。过去没有这种压力，所 以也没有承担各种环境开支的需要。如果社会上平均每个家庭增加一个儿童，集体预算就必须增加。只消费而不生产的儿童人数即使增加很快，从经济上看发达国家还能供养得起。
但是，如果像许多国家的情况那样，整个社会对于提高公共开支进行政治抵制，公共开支相对降低，那么或是使较多儿童的基本社会需要无法满足；或是借口于“不甚需要”而延期 支付环境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社会总的舒适生活标准势将下降。
反之，如果人们现实而明智地认识到，减少儿童福利和忽视环境要求是整个社会的损失，那么，公共开支将对自然资源有更多要求。在人口增长较快而又较富裕的国家中，这种社会 要求的满足，无须减少个人的需求。公共开支和个人需求可以通过较快的经济增长而同时得到满足。目前没有理由去设想，增加公共开支会减轻个人消费所增加的压力。最后的结果，只 能是那些已经占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对地球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垄断。
我们再来讨论美国的婴儿。根据1968年统计数字，按美国经济状况计算，每个儿童自出生到成年，每年要消费100万卡热量的食物和相当于13吨煤（或2700加仑汽油）的能量。 为了各种用途，特别是即将达到每两个人就有一辆汽车时，每人约需钢十吨。此外大约还需要150公斤铜和铅。100公斤铝和锌用于各种用具和人工制品。为了保证每个人这些需要的供 应，国内的公路、铁路和民航就需为之运输1.5万吨公里物资，并把70%以上人口都有的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送到人们的家门口。运输工具还把第二部汽车和彩色电视机运送给 30%的人，以及把隆隆作响的消费品——空调装置，运送给20%的人。按这种物质需要的水平来看，如美国增加一亿人口，加上追求扩大消费所造成的“尚未发现的需求”，以及还 要考虑到目前在重要的能量消费方面仍落后于美国40－50% 的欧洲人和日本人不久将接近于美国的消费水平，而他们在今后50年中，人口数字将增加一倍（姑且假定人口增长率为 0.5%），那么，计算增加的食物消耗、能量需要、金属消费和扩大的运输系统，最少要使发达国家对地球有限的和无法更新的资源用量增加三倍。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虽不到世界人口的 33%，然而其资源使用已占世界无法更新的资源用量的75%。我们是从一个美国婴儿开始这个计算的，其实他只占世界人口6%中的二亿分之一。但他却使他所在的社会对世界上无法更 新的资源消耗量增加达30%。
如果我们确实关心污染、环境和对世界资源的压力问题，我们必须估计到，生长在较富裕地区，如旧金山、伦敦、斯德哥尔摩或莫斯科的婴儿，较之生于印度、乍得或蒙古的婴儿， 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我们知道，稳定的世界人口，从某一点来说，是人类长期生存的一个条件。生物圈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而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却似乎是无限的，除非人类遭遇 大量的饥荒与死亡。如果我们真正愿意采用较温和的有选择的节制生育方法，我们就应该使人口与地球资源的供应限度相适应。一个美国婴儿在他平均年龄65岁的一生中，每年需要食 物100万卡和煤13吨，他消费地球可用资源的速度比印度婴儿快500倍。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是50岁，每年消费食物50万卡，除了维持自己生产劳动外几乎没有能量的节余。当然，印 度婴儿人数急剧增加的速度，使人要改变上述的简单计算。为了解除生物圈的紧张压力，人口政策的目标必须是控制家庭人数，以便在高消费社会中保持人口的稳定。
这决不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现代化带来的繁荣幸福、教育的普及以及为妇女提供更多种的工作机会，已使出生率迅速下降。如果父母们都希望减少生育，则下降得还要快 些。美国再次提供了有意义的证明。1965年自然生育研究会对大批父母调查的结果表明，20%的怀孕是在计划之外的。他们认为只要能消除计划以外的生育，这个国家的人口就可以趋 向于稳定。
如果父母的一般意愿不是趋向于家庭人口减少，则在公共政策方面将发生较多的困难问题。用课税和教育的方法去限制多于两个孩童的想法，对许多人是有用的。但是，如果父母对 此并不在乎，无论对社会或家庭都是不利的。不管政府怎样设法缓和人口问题，不顾后果的情况总是难免的。每个家庭三个孩子将使美国人口在100年内达到10亿，就地球资源来说， 任何可想象的方法，都不能给10亿人口提供像现在美国2亿人口中四分之三的居民所享受的美好生活条件和标准。其他的发达国家也不能逃脱这个困境。总得牺牲一些东西，或者是家 庭的人数，或者是生活标准，或者是生物圈的存在。在这几种选择之中，稳定的家庭人数而又适当的富裕，似乎是最合乎人情的解决办法。
但是，“适当的富裕”的涵义也引起问题。发达国家中目前的出生率和生育方式，将使其人口在公元2000年无疑地要达到15亿。所有现代社会都以提高全体公民的物质标准作为 发展经济的基础。它们绝大多数已计划每年增加经济总产值3－4%，有的还要高些。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够使保健、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大幅度增加。人的寿命已在延长。有许多国家的 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可与上一代或上两代受中等教育的相比拟。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加，而高等教育所提供的技术力量，则是社会日益提高的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
生产力的另一重要指标是能量的使用量。能量的使用量在发达国家中也不断上升。一般以每吨煤所产生的热量单位数进行计算。自1940年每人2.75吨煤当量，上升到1970年的每人 5吨。将这个增长率推算到公元2000年，则每人的能量消费水平将超过11吨。这个数字可能还偏低，因为经济增长的突飞猛进，发达国家中也许会另有几个国家能达到美国每人的能 量消费水平。美国能量消费已是每人13吨煤当量，它是过去10年中能量消费每年增长3－4%的结果。在我们的推算图表中，可能低估了充分现代化、技术先进、教育发达的社会，提 高人们寻求新能源、新物品、新方式、新技能和新需要的能力，这种低估的危险使我们估计的未来数字不大可靠。这里，我们好像很自信地跨上自动扶梯，但它在半途却加速了，那 么，我们将从哪里去预测未来的数字呢？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如果到公元2000年，发达国家中15亿人口按1970年物价计算平均每人收入2万美元，并可望达到5万美元的水平时，则物质的“负担”如能量、金 属、土地利用以及废弃物处理方面等等，将给予地球上维持生命的各种体系以无法预测的和破坏性的冲击。从哪里去找沿着自动扶梯通向楼层的出口呢？对于人们在饮食、穿戴、住房、 休息，娱乐、电话交谈、汽车运送、飞机航行和远地旅游等方面的欲望，能有一种生物学的限制吗？人们的欲望和爱好究竟有无一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呢？
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尚未达到这种限度是很清楚的。现在的社会仍然以大富翁的奢侈生活为标准，并通过电视向所有的人宣传。这种上升的欲望就是间接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由于现代产业和职业中总是保持着各级工资之间与收入之间的差别，社会成员中较贫穷者每上升一步，较富裕者也跟着上升一步，总是在刺激着欲望的上升。除了想达到别人的更高生活 水平以外，没有一个现代社会对于“美好生活”的涵义，能在经济概念上得到统一。在所有社会中，要使大家都感到满足还是很遥远的事。
我们不要只看人的情况，还要看资源所受到的约束。在发达国家中，食物在本世纪内似乎不成问题。农民们休闲土地，巩固农场，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生产足够的粮食。纵 然某些肥料和农药的使用使生物圈的某些部分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慎重地和有选择地使用，将不致大量降低食物的产量。
当我们考虑工业原料问题时，我们在估计某种矿产的蕴藏量究竟多大和可以用多长时间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就铁这样重要的物资来说，人类的工业活动用铁矿作为原料已有三四 千年之久。目前铁矿年消耗量已增加到1950年的四倍，其中大约85%为发达国家所利用。如果这种增长率继续下去，到元2000年，约消耗铁矿石170亿吨，这时剩下的仅有880 吨（原书如此，疑有误。险峰注）。据计算，全部铁矿石在21世纪中叶就可能被用光。
但是不能这样简单地去计算。这些估计是在1968年铁价每吨15美元的基础上作出来的。储量减少后，将会出现四种情况。首先，铁价上涨，就会使含铁量少的贫矿具有开采价 值。这一项就可将总蕴藏量提高到三至四倍。其次，新的勘察活动将会出现，可能在未经全面勘察过的发展中国家，会发现没有预料到的含铁量高的铁矿以及品位较低的矿藏。第三种情 况是大量使用废铁。每生产一吨钢材约有一半是用回收的废铁，一部分是厂内自行回收的，一部分购自废铁回收商。最近，废铁的利用率颇有提高，尽管有些工艺趋向于少用。在设 计新钢铁厂时，回收率还可以有更大的改进，而适当的鼓励可以促使废铁的利用率更加提高。
第四种情况是改用别的原料并引起更多的研究，以生产出合乎工业要求的高质量新材料。在过去的50年中，由于加入钒、钨、钼等各种金属，普通钢已被改进为各种合金钢。在门 捷列夫周期表上，钒、钨、钼等过去本来是稀有的金属，现在突然变成了能制出抗张强度大，耐热性能高的优质塑性钢的关键物质。所以，使用每吨20美元的铁矿，势必比使用每吨15 美元的铁矿慎重得多，甚至不去使用，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别种重要金属也没有什么不同的估算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铜的情况。世界铜的消费量，已从1950年的160万吨上升到1970年的700万吨。如果铜价维持在1968 年的价格不变，我们按这样的消费趋势推算下去，则到公元 2000年时所需要的累积消费总量将达到4亿吨。可是，按1968年的价格，仅仅有3亿吨是从值得开采的铜矿里提炼出的。尽管最近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制铜工业 实行国有化所造成的不稳定，使得价格大幅度下降，但在未来十年内由于供应不足，价格势将上升并使低品位的铜矿具有开采价值。这种情况看来是相当肯定的。这样可利用的铜似乎可 以立刻增多，但价格却较昂贵。而加强勘察和节约用铜，则可能延长铜矿的使用期。美国日前回收的铜，约等于它产量的40%，这个百分比还会上升。别的材料也将代替铜。铜已被列 在地球上储量不足的清单里，当铜价一旦开始表现出它的真正稀缺时，则别的材料就将成为代用品并减少铜的用量。
代替钢和铜的一种材料——铝，已在使用。铝是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金属，居于丰富元素的第三位。其消耗量目前约已增至1950年200万吨的5倍。当20年代第一次使用时，铝的 价格为每磅545美元。现在铝的价格降低到每磅仅15美分。铝易于和其他金属制成合金使用，它具有硬度大、质轻、耐用、传导性好以及具有优质金属的其他的特性，它能用于制造 汽车、飞机、电缆、电气设备、家庭用品、容器、假肢、百叶窗或现代雕塑品。
硅是一种遍地皆有的元素，构成地壳的四分之一，我们最熟悉的硅化合物是砂子，并且早已用于制造玻璃。大约15年前，在一次实验室的试验中，偶然将玻璃烧过度了，产生了一 种不碎裂而有弹性的物质。分析的结果表明，高温将硅酸盐分子的结构转变成类似金属的晶格或晶态物质。这种新材料具有极大强度，并能抗高温达华氏1300度。这就是现在用来制造 火箭鼻锥的高温陶瓷的来由。
铝和硅的利用使我们想到更多的事物。自从科学家掌握了元素的规律以来，人们知道所有原子的基本组成成分——基本粒子是相同的。电子、质子、中子等这些基本粒子的不同排列 和不同数目，使元素具有不同的性质和重量，并且决定它们如何同别的原子相结合而形成分子。原子之间的键合产生结晶结构或晶格，可以由结晶学的新技术进行研究。一旦把它们弄清 楚，在理论上，并且经常在实践上就可经过模仿和实验，制成类似天然物质的合成物，使之具有人们所需的坚牢度、传导性或其他所要求的特性。到3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技术， 是基于对复杂碳链的了解，这种碳链构成全部植物界的植物细胞纤维素。科学家利用高度的技术，已合成人造高分子，其中线型高分子可用来制造蚕丝、羊毛和棉花的代用品——合成纤 维，网状高分子可用来制造合成橡胶。
本质上这是一种分子焊接分子的工作。由适当的温度、压力和优选催化剂的作用，将分子巧妙地合成为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原先来源于植物。这证明了发展代用品的可能性，在范 围上极其宽广，有如原子构造本身那样。塑料代表一类新的基本的人造材料，有数以千计的加工和增强的方法。最近在塑料中掺加硼、石墨及铍的纤维，能产生一种材料，既具有惊人的 强度和抗力，又极为轻巧。例如在一些最新式的飞机外部，使用双倍量的塑料，就可减少几百磅重量。汽车工业使用塑料的百分比也不断上升。塑料有合乎各种用途的性质和轻巧度，使 它成为许多金属的代用品。据计算，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重量的塑料可以代替九个单位重量的钢，七个单位重量的铜，六个单位重量的锌和三个单位重量的铝。
这种将物质重新排列成为完全不同形式和用途的技术，使计算世界某种物质供应的缺乏程度，变得非常困难。同样地，对这种物质缺乏的影响的估计，就几乎成为不可能了。难道我 们真能因此就作出不必担心的结论吗？原子构造和元素序数的发现，真成了古代哲学家的点金石（欧洲化学发展的原始阶段，曾经假想过有一种“哲人石”，能将普通金属 变成黄金。——译者注）了吗？使劲地推动和刺激铅的晶格，就能得到光亮的黄金吗？石墨是终于制成了工业金刚石了。如果炼金术士的想法是正确的，每种东西都可以从别 的任何东西制造出来，那么，“地球吃光”的危险可能并不存在。还有大量东西可供“吃食”呀！
这种论点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技术的复杂性，进行物质转变所需的能量规模以及因这种转变而产生的成本增高和环境破坏。过去提炼含3%的矿石，如改为提炼0.5%的金属矿石， 则成本必然增加。成本增加的原因，一则是由于大量露天采矿，一则是由于工艺过程更复杂，用电更多。从矿石炼铝所需的能量，为炼铁的20倍。生产汽油、柴油以及为生产合成纤 维和洗涤剂所需的各种基本原料的大型石油化学工业，与旧式的劳动强度较大的生产原煤、棉织品和肥皂的工业相比较，每位产品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极高级的工艺。
同样的情况，靠现代技术供给汽油的汽车，不仅比马匹和马车要消耗更多能量，而且在公路建造和维修方面，也比一次就铺成的铁路消耗大得多。目前在许多方面，公路已取代了铁 路。美国能量消费的惊人急增，超过了任何别的发达国家的50%，这多少可能是由于毫无限制地使用汽车和家用现代化设备所致。但这也表明了现代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的物质资源 可能用不完，那么，我们会用完能量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原料问题的答案同样复杂。能量有很多种形式，它们大抵都可互相转换。如果它们之中有一种变得稀缺，其价格就会上升，并大大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从而节约 了能量或采用别种能源。只有当全部能源感到用完的危险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匾乏，而世界的需求正以火箭般的速度飞向此点。
需求的确上升得很快。有些估计认为，公元2000年以前，世界能量的总需求是每年将增加4～5%。每过几十年需求就得增加一倍。电力是迄今增长最快的一种能量。如果我们取电 力数字为例，美国预计在未来的20年内，至少增加300－400%。别的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虽然其基数较低。例如日本用电量每年增加15%。确实，我们可以断定，从技术上来 看，有可能满足这样骇人的增长率。但有两件事却是无疑地会发生，这就是投资费用的大量增加和对于环境的巨大影响。
我们首先看看动力资源的问题。动力资源本来是可用尽的，因为使用的是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这些燃料是由过去几十亿年地壳变动贮藏在地球内的。这种继承下来的 能量“资本”带来过工业革命。首先是用煤，直到1920年，煤还供应世界能量的80%。但现在部分地使用了石油和天然气，从而使煤在全部能量消费中约下降了四分之一。
三者之中，天然气的蕴藏量最小，但由于它没有污染的特点，目前受到普遍的欢迎。即使资源日缺，价格上涨，无污染的优点仍可保持它的应用。只是连续大量使用，必将使它很快 耗尽。
石油也属于储量不多的资源。最常引用的估计，认为可用蕴藏量是2.5万亿桶左右。这个数量似乎很大，但今后30年需要量的增加，有可能在公元2000年就到达生产高峰，此后 则将趋于下降。供应也可能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产油国家已采取联合行动提高价格，这将促进页岩炼油的发展。据估计，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的焦油砂至少等于3000亿桶石油。另外， 提高价格必将加速引用从煤提炼汽油和煤气的技术和方法。由于运输、发电站和各种石油化工产品对石油的需要数量日增，在下一个世纪里，石油大概将不能按美国那样水平的私人汽车 量向世界汽车提供动力了。它大概也不会再供作发电的燃料。最有价值的用途，似乎是作为石油化工产品的原料。然而这些石油化工产品也将因石油储量日益减少而受到油价过高的影 响。
什么东西将用来代替石油在运输和发电方面的地位呢？看来煤和我们的相处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它的世界蕴藏量超过5 万亿吨。即使最悲观的估计，也相信煤可供我们下一个世纪之 用。它仍将是发电的主要燃料来源，而它在公共交通方面，甚至无污染小汽车上的利用方面，也将增加。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大量增加用煤发电，势必需要高额的环境费用。新建的电厂只许放出极少量的煤烟、灰尘以及二氧化硫。它们也被禁止产生超过许可范围的热污染。 在不久的将来，煤的气化可能减低一些环境费用。如果电价包括了目前的防污染开支，那么电价过低的情况则将结束，这样，煤的气化发展势必加快。
由于对无硫煤有新的需求，就像在美国西部地区那样，凡在进行大规模露天采矿的地方，电价就更应当包括采矿后的土地恢复用费。电价也应当包括目前进展大慢的无污染技术的研 究用费。我们绝不能等待到地球表面被弄得像月球登陆处那样荒芜和崎岖不平的时候，才出现减少污染的技术。
什么是我们所希望的污染较少的能量形式呢？本来，最清洁的和最安全的能量形式是用不尽的。继利用兽力之后，风车和水车原是人类利用得最早的无污染能源。世界上有那么多的 风和水，新技术却没有将这么巨大的潜在能量转变为可用能量，看来确很奇怪。在我们安全地被大气中的氧和臭氧屏蔽着的情况之下，太阳日复一日地向地球倾泻下大得难以想象的能 量。在太阳向地球所提供的1%的可用能量中，我们现在实际上只利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难道就没有更直接利用太阳能的方法了吗？等到这种技术突破成为可能之后，我们再回顾人类 把化石燃料很快耗尽，岂不觉得那不过是开发庞大能量体系的一种“自行起动器”而已。这个起动器靠化石燃料发展的技术，把地球接入宇宙能量的供应体系上，使地球维持在能自行 更新和用之不尽的能量的水平上。
这种设想的困难之处，在于人们尚未找到大规模地直接利用宇宙能的方法。水力发电得以发展的机会仍然还很多，它利用河坝下泻的水力推动涡轮机。不过现在这些水力发电的新地 区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已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无污染能源。
法国的朗斯和苏联均在试验用潮汐力发电。这受到地点大少的限制，只有少数地方在潮汐起落时，水位升降能达到足够的高差。而且成本如何尚难断定。
多云的温带地区需要能量最迫切，而在这里利用太阳能却是不大有把握的买卖。按目前技术水平，利用太阳能仍需很大面积的土地，才有足够的日光被聚集来产生能量。太阳能的利 用在无云地区还是有前途的，不过必须结合在海水脱盐的研究规划中进行。
对于日益减少的化石燃料，最能救急的代替物是各种形式的原子能。原子能可以大量满足世界未来能量的需要。但由于我们面临问题的严肃性，因此需要最全面的判断和人类的深谋 远虑，以便认识普罗米修斯传说中的极其深刻的涵义。
我们的能量供应将日益依赖原子能的这种做法，意味着给地球带来这样一种能量：即如果在早先数十亿年里没有由海洋、氧与臭氧的出现以及没有覆盖地球的绿色植物所形成的大 气层的保护机能，这种能量就不会使有机生命得以在地球上发展。
在地球上生产这样的动力，的确可以说是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儿盗窃火的行为。我们应当怀着赎罪感的忧郁心情记住，这种火的第一次使用就是要毁灭两个城市（指美国在1945年8月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了一枚原子弹。——译者注），而不问那里的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也不问是男人还是妇女，是儿童还是老 人。事实上，如果没有在战争期间强力地加速原子能的研究，以及战后又担心化石燃料的缺乏的话，发达国家对于这样具有新的危害性的工艺技术，可能不会进行得如此之快。它的最严 重的危害，就是对人类遗传可以造成无法恢复的损伤。预计到本世纪末，原子能将供给世界能量的四分之一。只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极端谨慎，才是大量利用原子能的唯一的清醒态度。
什么方式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前景呢？一种方式现在已在运用，另外两种方式还在研究阶段。现在这一代原子能发电厂的生产原理与第一颗原子弹相同，即由裂变来释放能量。铀的绝 大部分由稳定的铀238组成，而具不稳定同应素235含量不到1%。人们将百分比很小的铀235分离出来形成浓缩铀，并将它 放入核反应堆中心，然后用中子轰击，从而产生连锁反应。这个过程也产生新原子的组合，这些新元素中的一种是钚，它也是不稳定的，像铀235一样，它在被中子轰击后分裂并释放出更 多中子。当钚和中子互相猛击和相撞对，也在铀再生区产生微小的百分率的铀235，如果全部连锁反应进行得使放射能的释放失去控制，就会产生危险。这种危险可用下列方法免除，将 镉、硼或铪（铪疑为铅——险峰注）制成海绵状吸收棒，插入反应堆中心，就可以使反应缓慢下来，从而产生热能，热能发生蒸汽，接着进行的过程，便与传统的发电机一样。
这个方法的局限性是由于铀235太稀少。但是当氧化铀的成本仍未超过每公斤15美元时，核电厂在这个价格上仍可与燃煤电厂相竞争。当然我们没有把政府为了战争面对发展核技术 所拨的巨额经费，考虑在成本之内。我们也没有考虑美国现在的做法，给每个核电厂5.6亿美元的保险费。现在已有100多个原子能发电站在计划之中，而英国已有13%的发电量依靠 核动力。如果原子能发电站愈来愈多，稀少的铀235的供应压力可能要改变成本计算，或者放慢目前预计的发展速度，或者以提高价格的方法来增加供应。
核燃料的供应问题，在核技术方面还有另外两个途径——增殖反应堆和聚变反应堆。如果目前增殖反应堆的实验获得成功，轰击铀235所释放的大量中子将能转变全部铀238为可裂变 的钚。这样，电厂在运行过程中，氧化铀的利用率就可达到70—80%，而不是原来的1%。这就是说，比原来连锁反应发动时的进料，产生出更多的燃料。这种方法将大量增加铀储量 的利用率，并将以无法预料的变化改变铀的价格。
在这一点上，核动力的经济核算仍在难以掌握的变化中。如果所有的铀都成为可裂变的，海水每立方米含0.3毫克铀，还有花岗岩含铀万分之三，则从理论上看，可以说能够无限供 应。纵然铀价相当高，但燃料并不是核动力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设备和安全措施占了大部分的费用。核燃料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去获得，而不在于成本。海水不是潜在裂变性物质的仅有 来源。占美国田纳西州2%面积的1250平方哩的恰特诺加页岩，含铀6/10万。按增殖反应堆的燃料来计算，17平方哩就相当于美国现有全部煤的储量，3平方哩相当于美国全部石油 储量。全部页岩中的铀储量，相当于美国从开始以来的全部化石燃料的储量，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气。
增殖反应堆如果获得成功的发展，可以开辟燃料的极其巨大的潜在来源。人们就会从经济上稍稍减少对第三条途径的兴趣，即用核聚变产生能量。这个方法可以说就是将太阳上的过 程转移到地球上来。这个过程是在太阳内部超高热的氢等离子体内，由于原子核发生聚变，而放出巨大的能量。世界上可用于这个方法的燃料数量实际上是无限的，海水中氢的同位 素——重氢，即氘，大概是最可靠的来源。聚变技术还有使释放出来的核能直接转变为电力的可能性。从氢等离子体中被加速中子轰击重氢释放出来的粒子流——电子、质子、氦离子 等，通过一系列磁场逐步降低速度，然后使电子转向和阳离子聚集从而产生直流电。这样的过程就不需要再用中间的蒸汽动力发电机。
可是，需要克服的技术困难是很多的。等离子体必须加热到临界温度才能释放出核能，而最低的有效温度是华氏7200 万度。等离子体必须浓缩到足以产生连锁反应，否则核就互相 闪过而不碰撞。为了达到这样的条件，使用的能量反而多于以后释放出的能量。等离子体还必须在如此超高热的状态下“保持着”，才能产生可用的电。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容器能抗这种 高温，在目前似乎唯一的可能性是利用磁场。总之，困难的焦点是要求在一个系统之内解决容器、密度和温度这三种条件。苏联和美国的物理学家正在密切合作，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在 今后20年内，似乎会有某些进展的希望。
这些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三种途径。优点是什么？从有些方面来看，目前的裂变反应堆，大多数是用普通水冷却法，比起仍排放污染物的化石燃料发电站，污染较少。成本大致相 等。对于缺乏化石燃料的国家，核电站显然是有利的。未来的成本问题，取决于能否不以资源有限的铀235作为全部能量来源。如果还得用铀235，则在未来的相当时期内，即使加上防止 污染的费用，煤大概还是比较经济的燃料。经济上的真正突破要靠增殖反应堆，它能供给世界动力1000年之久，而把聚变动力留做将来长远的储备。
危害是什么？无论裂变反应堆还是增殖反应堆，都产生大量热污染。它们在这方面不比普通电厂有利，而事实上排出的水更热。相反，热核方法大概产生较少的热污染，因为它可以 直接将聚变转为可用的电能。
裂变反应堆与增殖反应堆都有放射性问题。它们的排出物中含有放射性物质；偶然的故障也会产生放射性污染，尽管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很小。现在人们用一切办法将核发电所产生的 放射性物质装入密闭的容器里。事实上核装置成本的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建造最安全的保护设备上。但是，还有一些渗漏。无论是在冷却水中，在放出的气体中，还是在净化燃料元素的过 程中，总有点渗漏。如果不将杂质及时除去和再处理，就会损害反应堆。渗漏也存在于核废弃物的处理过程中。
有些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元素寿命是很短的，只有一天或两天。但有些的半衰期是100年，1000年或更长的时间。由于核发电日益增多，副产物如锶90和铯137的安全处理与存放，成 为越来越大的问题。目前半衰期长的副产物首先用稀释法处理，然后蒸发。剩余物放入巨大的不锈钢柜中。20年来，似乎没有出现大的渗漏。但是，全部原子能利用规划现在还处于 中等规模的阶段。还研究了一些别的方法，如将放射性废弃物凝固在玻璃或陶上之中，就像苍蝇被封在琥珀里那样。美国所用方法是装在桶里，然后丢入废岩盐矿坑内。如果美国按照规 划到公元2000年，装置起来的核能量达到1000亿至8000亿瓦，则液体废弃物和裂变物的贮藏将增加到100倍以上。对于这样大量的物料回收、运输和贮藏，渗漏的危险必然显著增 加。
在全部过程中，当然要经常监测并进行控制。在核工业中工作的任何人员所受的辐射量要仔细地测定。自1928年以来，国际放射线防护委员会（ICRP）规定了愈来愈严格的安全标 准。根本困难是大概并没有辐射的安全极限。在年龄、接触时间、代谢等条件各不相同情况下，任何剂量都能造成遗传损害或癌症。可以制定出的唯一安全规定是“最大允许剂量”，它 代表着人们在进行核工作时对个人和对社会可以容许的最低危险度。
“剂量”观点用来阐明防止致癌死亡的极限，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取国际放射线防护委员会通常建议的防护标准为例，量测的单位是拉德，相当于每克体素吸收100尔格放射能。就 一般人平均来说，最大的个人吸收量在30年内定为2拉德。根据实验推算，采用这个标准，美国全国人口中每年要增多2500个癌症患者。由于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必然从太阳和 医院X—光诊疗中吸收一些辐射，所以任何人都会受到辐射影响。问题在于核电站的放射物是否使吸收量高到超过了2拉德的标准，并因此加剧了致癌和遗传损伤的危险。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已进行了很激烈的辩论。一方面，原子能委员会最近把人们对来自普通水冷却原子反应堆放射的可接受的辐射量，降至原先联邦政府标准的1%以下。这相当于 美国公民从太阳宇宙线接受的自然辐射量的5%或更少一些。据说几乎全部美国反应堆，已在这个限度内运转一些时候了。
另一方面，评论者指责，标准的变动是在许多科学家攻击原子能政策以后才发生的。这些科学家认为国际放射线防护委员会的标准对癌症的危险，至少低估到只有实际情况的十二分 之一。他们认为大量扩充核生产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总的放射能的接触。另有一些评论者走到另一极端，声称没有理由认为癌症的增加，是由于原子工业的扩大。
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冒着危险去发展核能工业是否值得？人们为了获得意想中的好处，宁愿冒一点生命危险，这显然是客观存在的。否则美国车祸引起的每年5万人 的死亡，应当早已减低了汽车对人们的吸引力了。恰恰相反，汽车的数目却在继续上升。不顾吸烟同肺癌、肺气肿及心脏病直接有关，吸烟的人数并未减少。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宁 愿冒险的又一例证。公民们当然愿意获得能量而同时又没有任何危险，哪怕是一个矿工、一个支气管炎患者或一个热核管理人员的死亡。但是，如果到了下一世纪之初，在能量匮乏和稍 微增加癌症与遗传危害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据目前迹象来看，人们是宁愿要能量的。由于对癌症的估计是根据老鼠实验的结果来推测于人的，这就更使人们自慰地以坚定的态度做这样的 选择。这种根据动物的推测，最多只能对合理的选择提供某些不肯定的参考而已。
然而，人们更关心的还不是放射性渗漏，这种渗漏甚至在医院应用时也存在的。那么，更令人担扰的危险情况是什么呢？大型核反应堆至今还没有发生过控制不住的连锁反应，但 是由于反应堆的数量日增，发生这种危险的机会显然是增加了。外行人可能相信并且希望，在设计反应堆时，所有应注意事项和告警装置都已考虑无遗。但是，最近美国负责的科学专 家告诉人们，目前水冷却反应堆的安全依赖于紧急水冷却装置，万一由于某种原因失灵，就没有“退守”的余地了。外行人听到后，就不再那么安心了。核装置的核心可能熔融，那就 会像原子弹爆炸那样，向地球放出大量放射能。因此对如此生死攸关的紧要部门缺乏测试和实验工作进行了批评。人们提出要求，在全部安全保障系统确实经过仔细认真的检查以前，对 于再建造新的核反应堆不发许可证。
在所有这些议论之中，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普通公民判断不了科学上的种种事实。公民所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只是将他的理由和普通常识提出来，让国家对这个问题考虑一个全面解 决的途径。首要的明智做法，是用一切可能的督促和影响，去使人们认识坚持小心谨慎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总是漫不经心地玩弄着宇宙的原始能量。任何粗心大意，任何偶然性，任何只 看到本民族的利益和威信，或者任何商业投机牟取暴利的打算，在这个领域内都是极端不堪设想的。人们不应追求单纯的获利或方便。人们正面临着自己的存亡问题，还涉及到他们的 子孙后代和整个人类的命运。
一般说来，谨慎小心是智慧的开端，也是很多专门事业的指针。任何国家，不管它的制度如何，均不允许让热衷于增加原子能利用的人去制定核生产中的安全标准。制定标准的有关 人员应当是完全公正无私的。除非安全和检查的职能与推广和生产分开，否则公民就无法得到上述保证。事实上，商业社会中的整个检查记录表明，如不这样分开，私利和客观性就会混 淆不清。
同样地，原子反应堆的国际自由买卖急需结束。就像目前对于首创有利可图的增殖反应堆的竞争那样，发明和生产只为了某个国家追求霸权和利润所操纵，那就必然使抄近路，减少 安全费用，进行突破的赌博等的企图无法控制。这是竞争中的强烈诱惑性所引起的。我们可以允许游泳衣和发夹的出售自由竞争，但对于毁灭人类和置后代于危险境地的机械装置和成套 设备，则绝不能如此。毫无疑义，另一方面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即认为对于核能发展和出售的任何形式的公共管理，将破坏性地降低研究和推广速度。但这并不是什么不幸。化石燃料 的丰富蕴藏，特别是煤的储量，给我们以足够的喘息时间。最低限度的希望，是要有一个独立的科学性很强的国际监督机构，作为签发反应堆售卖许可证的组织。
公民同样可以根据常识来判断较细致的问题，所以人们反对在大城市内建立核电站的任何企图。这样，岂不是要增加远距离配电的费用了吗？但如果在市区内发生核渗漏，其周围 75哩范围内都有致命的放射性扩散。那么，没有一种损失可以和这种危害相比。经过合理的计算，认为地下设立核电站是值得的，各个站同燃料再加工工厂连接起来，并尽可能将厂址 选在便于贮藏废料的地方。这样即使把建造成本加进动力价格之内，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不是把人类的生存看做一文不值。
公民还可以要求在工厂及其周围根据全无偏见的专家的主张，设立监测系统，将污染率按核技术的进展尽可能地降到最低限度。由于在燃料再加工、运输和废物处理等方面都有特殊 危险，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以便了解采取什么样的技术革新和防护方法，才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如果上述情况将增加原子能发电厂的成本，再说一次，这是应当承担的合 理成本。我们已经把空气和水当做无偿物品而犯了错误，而且也间接地津贴了动力的成本，并因而形成了必然上升的能量使用曲线（美国减少城市污染的费用，由政府开支，私营电厂负担轻，所以电价低， 用电量就不断增高。原文这段话的意思指此而言。——译者注）。如果我们把增加癌症和遗传变异的危险当做另一种无偿物品的话，我们可能得到更多的电能，但后果却是造成人 和生物种群的蜕化。核电厂必须承担最高水平的安全费用。无论如何，与使人类遭受严重伤亡的疯狂的军事核武器相比较，这种费用是微小的。原子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简直使人类难 以生存下去。
公民是否会进一步简单地说道，他宁可不要这种普罗米修斯的火呢？是否会说核能是太危险了，也太昂贵了呢？
首先让我们讨论危险问题。困难恰好在于选择哪种危险为好。面对着核能杀伤人类的危险，我们还必须想到其他的危险。在地球上已有35亿人口，到公元2000年时大概还要增加 40亿。要供给他们吃、穿、住所耗能量的规模之大，使化石燃料不能维持很长时间了。现在已有不少婴儿在一周岁内为缺乏蛋白质所损害。他们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由极度贫困所 引起的营养不良和肠道疾病。
如果要使正在增加的世界人口吃得较好、住得较好，如果在世界人口稳定以前所达到的100到150亿人口，都得到最低的必需消费品，一定得找到新的能源。而目前可供大量使用的 仅有的已知技术就是原子能。发达国家的公民决定不再提高能量的需要，这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要他们减少能量需要，那就是难以想象的了。即使办到了，也不能把现有发达国家的能量 进行重新分配，来满足全世界人民的基本需要。倘若没有足够能量来进行工作，粮食增产既不能实现，新的学校和诊疗所也不能兴建，新住房也盖不起来。
对于裂变反应所提供的核能，要采取各种安全措施，不要急于推广未经鉴定的技术，要利用化石燃料所给的喘息时间进行更多的研究，要进一步从事各种其他能源的试验工作：一切 可利用的水力发电、太阳能、燃料电池、地壳内部的热、热核聚变等。这样的做法才是合理的。但是要保证70亿到100亿人口在地球上活着并生活得比较好，看来原子能是最可能的解 决方案。否则，能量显然太少，势必造成大量人口的畸形或死亡。
我们对于原子能必须谨慎，可是我们愈谨慎，能量的价格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愈贵。这是确实的。这属于广泛经济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肯定，为了结束城市贫民区最坏的污 染，为了建造处理废弃物和排出物（特别是放射性的）的各种处理工厂，为了恢复被毁坏的大地景色，为了创办公园和休养地区等，所需的公共开支必然急剧增加。经费的来源主要是通 过税收。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增加经费所遇到的困难，比起由政府用各种方式参加和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所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不管在什么经济制度下，从广义来看，给环境 的需要以更多的拨款，必然要减少私人的消费。
关于全面的环境“净化”费用的计算资料还很少。当然，对于预测公元2000年时的事物，很难提出可靠的数字。我们再次以美国为例，因为那里物质消费标准最高，而政府插手的 传统最少。美国有个名为“国家城市联合会”的民间团体，曾经做过环境费用数字的计算。据联合会估计，一般说来在今后五年内，已经城市化了的美国，要达到舒适的人类环境，需有 1000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的联邦开支。
同时，工业企业大规模地努力防止污染的结果，使一系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据美国改善环境委员会估计，1971年工业企业用于净化空气和水的费用已超过35亿美元。这种成本 如不加在石油价格、电费和一般消费品的价格里，是无法使人相信的。汽车的价格也由于新安装了抗污染的设备而上涨。在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再加上各种净化费用，不能不给经济 造成不安定的和难以预料的影响。
不同的人们对于这种情况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认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减慢具有许多不合理因素的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麻烦的根源在于许多工厂和电站生产了大 量目前不必要的产品，所以使排出物愈来愈多。他们往往抱有复旧的成见。从这种观点推论下去，他们认为，应当恢复良好、可靠而无污染的技术，例如用肥皂代替洗涤剂，或用棉花 代替化学纤维（原文为“用化学纤维代替棉花”，可能是笔误，因生产化学纤维所造成的污染较棉织品为多。——译者注）。他们还认为，常用的成本核算，没有考虑到 真正舒适生活的指标，因为悠闲和个人的福利、利益的得失，是不能用金钱买卖来表示的。
评论者的结论认为：如果我们减少对消费品的追求热，减少对革新和新奇物品的迷恋，并克制地使用能量，就可以减轻环境的压力了。只要我们逐渐改变“一味消费，不顾污染”的 坏习性，则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就能减少。
在广泛的论战中，另一极端是有些人争辩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恰恰在于技术革新的涌现，自由竞争利益的追逐，希望在一次成功之后取得巨大收获，以及寻找更好的技术，从而才使 人类在通向发明家之门的道路上奔驰。达到真正生产上升的动力，在于物质刺激，如一旦取消，人们将不会看到财富上升的曲线了。财富上升才可以重建城市，净化空气和水，并供给普 通公民以至少在目前不必担心的消费品。如果削减掉公民所选择的享乐，并告诉他还要从已在减少的收入中，为公共需要提供额外1000亿美元，那么，在现代政治情况下，没有理由使 人相信，他会在下次选举时以感激的心情投你一票，或者拒绝罢工和拒不骚动。而这些都是他提出抗议的主要手段。
总之，无论什么经济制度（集体的、私有的还是混合的），增加公共开支总意味着减少个人的选择。除非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生产手段、社会的真实资源以及发明才智，都不断地增 长，公共需要和个人需求才都能得到满足。难道我们就这样走上死胡同的尽头了吗？我们是否踏上了恶性循环的转轮呢？人们需要经济增长来提供资金，用以清除由经济增长引起的污 染，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搞出更多的污染以待清除。这是不是另一个恶性循环的转轮呢？
答案只能是假定的。假定今后30年内，我们还把现在的做法继续下去，发达国家要增加十亿人口，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年3～4%，污染管理不善，土地买卖在市场上投机，对 消费品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地使用能量，那么，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无穷灾难。
但是，如果有一个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切实而又全面的规划，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避免的。也许人们会再度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要么经济一点不增长，要么全面增长；要么人口一点 不增加，要么无限制地增加；要么不要市场经济，要么不要计划经济；要么毫无希望，要么全无问题。然而，正像人类其他许多活动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一辩论中冷静地看待这种关系到 我们生态系统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发现，只走任何一条路或只用任何一个方案，都是得不到平衡的。除非精心地把各种局部解决方案交织在一起，才有前进的可能。可是，即使把它们统 统地顾及到也不一定就得出肯定的答案，因为自然界变化太大，没有一件事是稳定不变的。不管怎样，这种综合方案能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避免灾难，我们只好边前进，边修正，边 思考，边回顾，再前进，再观察和再发明。
在25年跃进式的繁荣之后，把思想、注意力和政策的较大比重，放在矫正经济膨胀的不良后果上，这是正确的。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政府，在最近一个坦率的公报中用 戏剧性的语言，表示出它需要优先考虑的新问题：
过分热衷于提高我们的生活标准和渴望赶上西方国家的物质财富，即使这种态度被认为不合理之后，大多数日本领袖人物仍然是经济增长狂热病的患者。除少数例外，各种企业都不注意它们的活动给环境造 成的影响，学者们和记者们没有认识到环境的恶化程度，或者至少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要求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政府为生产投资花了过多的公共资金而忽视了社会服务事业。政府没有做出适当的地区计划，将 居民区和工业区分开。除去危害明显的情况外，政府对污染企业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规定。
在此期间，环境的破坏逐步蔓延起来，而在最初并未引起注意，随着战后技术的进展和城市化的加速，现己发展成了庞然怪物。
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很少低于7%，这在世界上当然是少有的。它的政府分析得如此坦率，也是少有的。在发展速度比较适当的情况下，人们有理由相信：可以既使财富稳健 地增长而又不致于形成环境恶化的“庞然怪物”。
首先，我们要知道发达国家经济中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就是每年至少花1500亿美元去从事最无意义、最浪费和引起通货膨胀的军火生产。所有真正“先进”国家的政府都知道， 它们之间的战争将是核战争，因而是末日的来临和无法恢复的污染。它们之中大多数现在可能从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取得了教训，懂得在不发达地区有大国参与的局部战争，只能是严重浪 费和破坏生产。任何政府给予它的人民的最大环境利益，首先是维持和平，然后缩减维持和平的费用直到维持一支国际警察力量的水平。总之，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想提醒人们，目前 的经济压力，有多少是由于生产大量杀伤性核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愚昧偏见所造成的。
其次，我们应当记住，关于污染和废弃物妥善处理的各种必要的技术革新，它们本身就是潜在的新兴工业并能扩大就业机会。防止空气和水污染的设备销售量，最近已上升了15— 20%。这好像是一种讽刺性的增长状态，其实它并不比目前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法更不合理。在这种计算法中，把产生污染物的企业的产量作为正数，而政府用于清除污染的开支也 列入其内。此外，污染少的新工艺目前仍难以达到工业化的水平。因此，对排放污染物采取课税或严格控制，以及要求核工业要更安全地生产的主张会明显地促进污染防治技术的发展。 这些技术既不是点缀品，也不是昂贵的额外负担，而应是原工艺设计中不可缺少而又经济的部分。如果继续保持适当的压力，到1990年将不会有重大的工艺设计仍把空气和水当做无 偿物品。还有，从生产方面来看，如我们所知道的，许多用于净化大气和水的以及处理固体废弃物的技术，实际上将回收可供利用的物质，因而能在减轻地球资源压力的情况下，维持持 久的经济增长率。
在国家经济中，关于消费性质的新见解，加强了工业活动方面的上述变化。经济学家正在致力于制定一种新的福利指标。十年之后，关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概念可能扩大到包括： 儿童在特拉华河或伏尔加河里游泳；工业不再因职工患支气管炎和感冒而损失工作日；装饰品和衣服不必勤洗；中心城市无烟雾的日数增加；结伴步行去工作所表现出的生气和从容；用 于警察和监狱的经费减少；人们喜欢坐在都市的人行道边的闲逸增多；邻近的公园在演奏各种音乐；到经过整理保护的乡村和原野去散步。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准备为之付出代价的消费品，那么，生活质量同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消费品要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一个消费者如果处于贫穷、住房恶劣、健康不 良、加上处于失业的困境之中，你只给他清洁的空气和水，他是不会感激你的。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因此为了提供公共经费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就必须进 行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不这样做就是忽视了最坏的污染——痛苦的、无望的以及被忽视的贫穷。要有一个财富再分配这样的重要因素作为环境问题的基础，正如要有一个社会正义 的基本观点作为每种政治秩序的基础一样。
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随之而来的欲望不会仅仅是汽车、衣服、冷藏食品和电动罐头刀。1945年冬，在凄惨的汉堡，战后的房屋修复尚未开始，市民就要求歌剧院重新开放公 演。可见公民们如果需要无污染的艺术享受，就应当有更多的歌剧演员和巴蕾舞演员。人们在工厂或机关所得的收入，将有一部分用于这类文化生活的开支，而不是花费在废弃物的处理 方面。如果公民们需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教师就得增加，而成人教育的费用就经过大专院校支付给教师。如果公民们需要更多的体育活动，他们可以开辟更多的无污染的运动场。如 果公民们需要更好和花样更多的电视节目，他们可以直接对此多花钱，而不必再接受那些刺激消费的广告节目。如果公民们需要美丽的城市和清洁的街道，通过发行公债就可以支付园 丁、服务员和清洁工的工薪，如果这些人员收入多、生活好，并以具有城市文化修养的公务人员自居，那么也就安于本职工作了。
这些还不过是少数的几个例子，用来说明进行无污染的服务活动，可以广辟就业机会并促进有效的经济增长，而不致使空气和水遭受污染。
总之，经济增长和良好环境并不是注定对立的。如果人口稳定，基本的不公正得到矫正，污染课税已经实行，无污染的新技术已有所发展，军火压力减少，并且通过教育和示范作 用，说服公民们去扩大消费少的享乐的范围，社会经济仍然能够“增长”而又能保持和改善社会环境。如果这些好像是对同一问题提出的这么多答案的话，事实上，这是因为整个体系是 靠许多近似的和相互联系的因素来保持某种积极的平衡而免遭灾难的办法，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解决办法，性急的公民可能会认为是乌托邦，并对此不感兴趣。这样的人不需要新耶路撒冷。他只要求生活环境稍微干净些，并且垃圾处理得好一些。但症结在于，这种 付出环境代价的急速增长的高水平消费形式，决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进21世纪。这种消费形式曾经是50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追求的目标，并且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日本业已出 现了自称的“庞然怪物”（指公害。——译者注），而许多其他国家还不敢让公众认识这个事实。由整个经济看来，当能源成为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时，除非他们对纯物质的需求采取比较节约的态度，除非他们创造出新的消费和享受方式，以减少生物圈的有限资源的消 耗，否则，发达国家中的25亿人口（本章开头指出公元2000年时发达世界人口将为15亿，这里是25亿，两个估计值不一致。——译者注），将得不到足够的空气、 水、空间和舒适生活。何况这些国家的人口每年还以0.5%的速率继续增加，并且到公元2000年时，生物圈还要供应发达世界以外的其他50亿人口。
人们显然需要为持续的和有成效的环境运动的长远目标而努力。但当我们今天回顾人类短短的工业发展史中历时最长、消费最大的经济繁荣时（指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20多年来所谓的经济繁荣。——译者注），不禁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一运 动是否又会像早期所提出的抗议和引起重视的努力那样注定不起作用？还是能在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思想认识方面，真正达到持久觉醒的新水平？
对于发达世界，当然有理由抱着希望。首先，要求节制和谨慎的呼声比早期更为急迫。在发达国家中，很多基本的人类需要和享受，是在与日俱增地付出环境损失的代价下得到满足 的。严格说来，幸福已在“危险的边缘上”开始起变化。为了让多数人能摆脱贫困的痛苦，忍受煤烟和灰尘可能是值得的。可是为了富裕家庭再增添新汽车和新电视机，使湖泊变成死 水，河流染成五颜六色，这样的代价已开始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了。
其次，各阶层的人都在注意环境的改善，意见分歧有所减少。当然，不同的人们仍然各有自己首先考虑的问题，诸如家庭计划问题、标准城市问题、原野保护问题和鲸鱼灭种问题， 等等。尽管中产阶级各团体注意树木和鸣禽的保护，而城市改造者则重视免除贫苦儿童的铅中毒。尽管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误解，还缺乏共同兴趣，可是与50年前相比，他们之间 的分歧已经缩小了。需要清洁河流的公民，可能也要廉价住房和市内公园；从事于城市改造的人，对于将土地管理扩展到包括休养区和原野，也不会感到惊异。分歧的意见可能还在影响 着环境运动的成效。但是协调一致的理论已在开始胜过宗派的和分裂的影响了。
最近的分析认为，由于意见渐趋统一，可能是造成环境科学出现的原因。科学既是技术发展的动力，又是污染环境的根源。两者之间的平衡现在正开始了明显的转变，特别是在年轻 人中间尤其如此。人们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巨大而无远见的胜利（高速机器、高推动力火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向十分耐心地分析生物结构中的微小平衡以及复杂的、脆弱的、相互 依赖的生态系统。这是由靠广义理论产生的巨大动力，向从特定实例引出的正确知识的转变，是由大向小、由快向慢、由强力向脆弱的转变。这种转变好像同现代人的嗜好和精力不相 称。但是，和早期环境运动的知识基础相比，现在的基础具有深刻性、说服力和一贯性，所有这些可以说是国家利益和科学研究将要发生重大转变的预兆。
这些就是使人们抱有希望的理由。但是目前的情况并不完全乐观。由于人口激增、资源日益昂贵、技术更趋复杂，以及在所有社会中，人类所渴望的经济上升，使人们没有足够时间 去做出负责的选择和对优良环境的判断。尤其是发达国家，不管他们有多好的愿望，大多数人仍然受着“目光短浅”的影响。他们总共不超过人类的三分之一，要他们关心与其共享生 物圈的其余三分之二的人类，就显得特别困难。像一群大象围绕着一个水洞在饮水，它们不仅不感到别的动物口渴，也不会想到水洞有被踩垮的可能。
在这里，与所有地球上的人们极为有关的是，环境运动仍然缺乏一贯性。这种状况在过去曾经严重地周期性地削弱过环境运动。目前，恰好在发展中国家有些最矛盾和最有破坏性的 环境问题，有待于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