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历史以 及这些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程度都毫无关系。这个词的主要 涵义，简单地只在于说明一个国家尚未跨进既会给社会带来许 多好处，也会带来许多坏处的那种现代高度技术社会的门槛。 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最古老和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国家，例如 印度和中国——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有长期形成 的有文化和有城市化倾向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某些历史悠久 和政治上长期统一的国家，例如埃及和伊朗。
根据比较适当的估计，一个国家每人每年的收入平均达到 500美元，才算开始完全脱离技术不发达的状态。但是，80% 的国家达不到这个水平，它们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不到250美 元。这个数字反映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贫困情况和政府财政来 源的拮据。与高收入国家（每人每年收入超过1000美元）相 比，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所需的提高生产力的投资要低三分之 一，而投资中的三分之一又不能自给还需仰赖外国。税务收入 （投资款项的另一个重要来源）、福利费和个人的消费仅仅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
所有这些是有关消费和投资方面所需的公私资源极度不足 的统计概况。这个轮廓显然证明在其它方面也存在有压力。例 如将近6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其生产力迄今几乎普 遍地还是低的（每人每年收入超过2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其 农业人口仅占全国劳动力的8%）。有近70%的出口物资仍然 是农产品及原料，除石油之类的少数例外，其价格波动很大， 并且极易跌价。然而所进口的货物及项目，主要为发展生产力 所需的昂贵机器和技术，其款额却不比年平均收人水平已为 1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少多少。在每人每年收入由100美元过 渡到200美元期间，它们城市人口跃增了近八倍，工业职工增 加了一倍；而在年平均收入为1000美元的国家中，只增加 50%。在校学生和受过教育的人超过人口的一半，因此不管休 学率多高，这些人总是要摆脱传统的、文盲的和勉强糊口的生 活方式。从而给就业问题造成了惊人的社会压力。
最后，人口增长率每年平均为2.5%，比发达国家现在和 19世纪发展过程中的比率高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劳动力 每年增加2%，为19世纪增长率的两倍。这些数字还是平均 数。在有些地区——马格里卜（马格里卜（Maghreb）是非洲西北部的名称，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和西班牙属撒哈拉。——译者注）、伊朗、中美、安第斯拉丁美 洲（智利除外）人口增长在3%以上。
这就不难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使它们的人民摆脱 贫困所大力进行的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复杂性比先前人们所经历过的都多。每一障碍势必增加下一步的困难。在工业化之 前，就爆发了人口和劳动力剧增的问题。移民流入城市。当主 要劳力还是非熟练工人的时候，多数为外资所控制和占有的工 业却又引进了现代节省劳力的工业技术。国外市场既被像日本 三井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东德人民汽车厂等生产效 率高的大企业所排挤，而廉价的手工业品又受高额关税所限 制。国内市场或者由于本地贫困，或者由于摆脱殖民统治后的 国家幅员大小而受到限制。这些困难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造成 混乱、束缚和障碍。这些困难既在加强这些政府摆脱贫穷的决 心，却又在破坏他们所做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如同发达国家一样，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是提 高生产力，但其后果，常常是产生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力高的 农业带来大家熟知的化肥流失和农药问题。不管工业区是在印 度的达莫达尔河谷还是在东京湾，工厂同样地向大气和水域排 出废物。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曼谷，城市化所造成的大量居民 的废弃物已达到无法管理的程度。但是我们应当牢记，在许多 重要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像纯经济 学计算的片面性。环境的危机以及从经济上和社会上广义的观 点估价得失等，对于那些技术革命较迟的国家来说会碰到更多 困难问题。
首先，由于人口压力和极度贫穷的缘故，对经济增长的要 求也就普遍地更为迫切。
第二，由于热带地区的土壤和气候缺点较多，而且关于它 们的结构和可能产生的反应知道得又很少，因此急剧扩大农业 生产会遇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而且危害所造成的损 失可能更大。
第三，“外部不经济性”问题也有所不同。在许多地区， 特别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对于大气和水的污染问题还 不算严重。但是，由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考虑就业、收入 分配、国内移民和城市扩大等问题的社会复杂性，所产生的 “外部不经济性”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并且具有潜在的灾害性。 特别是在城市区域，无政府状态和破坏现象可视为主要的生态 危机。
最后，在经济增长同民族利益不是相互加强就是相互削弱 的微妙而又紧要的关头，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特有的挑战。一方 面，只有满足人民热望的经济发展，才能进行有效的政治领导 并取得民族独立，特别是对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尤其 如此。另一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已卷入世界经济的国际交 流之中，它们过去没有什么作为，而现在仍然是力量微薄的成 员。它们占世界人口的75%，却仅占有世界资源的25%，因 此，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努力，特别是为了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 措施的经济发展，将把它们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必须要 问自己，是否要进一步卷入世界经济，进一步依赖外国以便很 快地得到急需的资源呢，还是与国外隔绝，如像17世纪的日 本，18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那样，独自发展自 己的经济，冒着人民生活恶化的危险，并在事实上延误了独立 和互相依赖之间的最终平衡。难道这种平衡不是地球上人类生 存下去唯一的最终的合理目标吗？
如果我们分别地考虑一下人口压力、农业现代化、工业 化、城市的境况以及地球上发展中的南部和发达而富裕的北部 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会一再遇到这样的事实：要解决这些问 题，采取行动是可能的，政策是有用的，成功也是可信的，但 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对包括社会方面在内的所有“外部 不经济”统统加以考虑；第二，为了达到更有效和更平衡的发 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应该共同努 力，为这一事业筹划所需的充足资金，而使其不受挫折。
占第一位的、最明显的和公认的压力是人口的压力。本世 纪对主要流行病如黄热病、天花、鼠疫、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 疟疾的预防措施，均大为加强，已使各国的死亡率大幅度下 降，但各国在别的方面的改造并没有如此快的速度。典型的例 子是锡兰，那里20年中死亡率下降了一半，而人口却增加了 一倍。
总的人口增长率每年超过25%，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况且今后还会有几乎难以置信的进一步增加。人数增多了的每一代又给下一代以更大的增加基数。目前发展中国家 有20亿人口，到公元2000年可望达到55亿。如果在政策和生活方式上没有改变，公元2020年的人口可能是140亿，到公元2050年时可能是280亿。究竟我们这个地球能够养活多 少人，没有人对此能作出精确的最后估计，这当然也取决于人们在粮食、居住、交通、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标准的高低。无论如何没有人否认这里必然有个限度。如果目前2.5%（偶尔 有3.5%）的人口增长率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继续保持不变，在下个世纪末，地球上每年将增十亿人。这个未来的日期距今不算太远，并不比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博览 会到今天更远得多；当时这个博览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新的工业体系给和平和繁荣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因此，人口增长率能在下一个世纪中的什么时候减慢并开 始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人民所应关心的根本问题。人口学家 曾经估计，如果发达国家在公元2020年、发展中国家在公元 2040年，做到每个家庭平均有两个孩子，则世界总人口正好 稍低于160亿。如果这个调整从现在起20年完成，总人口可 能稳定在略多于110亿，约为现在人口的三倍。许多人认为， 这是能使全世界人民吃得较好，并维持合理健康而又不算奢侈 生活的人口限度。如在某个时候超过了这个限度，也许疾病、 饥荒、战争和死亡等节制人口的老方式，势将又以传统的残酷 形式来恢复生育与死亡之间的平衡了。
从理论上说，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不能用比较人道的方法使 世界人口稳定下来。现代化社会由于发展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 化，已在急剧地引起家庭规模的缩小。首先是由于儿童死亡率 减低，人们再不需要每年怀孕才能保证有三四个儿童活到成 年。近百年来死亡率减少一半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更多的婴儿 养活了。农业以外的职业在增多，需要壮男劳力去耕田和顺从 的姑娘去养牲口、种菜和锄草的必要性减少了。在一个城市公 寓里，如果一家有12个孩子，他们对家庭财富决不能做出什 么直接贡献。另一个因素是家庭由子女供养的依赖程度减少 了。人寿保险和福利事业已经普遍兴起，可以帮助供养老年 人。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为她们打开了比从事家务劳动更广 阔的天地。家庭规模的扩大不再是愉快和安慰的源泉。即使舆 论上没有提倡家庭计划生育和安全的人工流产，所有以上这些 因素业已使得一切发达国家的家庭规模变小，而不管是什么样 的文化水平、种族背景和宗教信仰，都是如此。意大利的出生 率低于罗马尼亚，西班牙的出生率与苏联处于同一个水平上。
现在我们还不能判定，如果现代化变革的进展仍处于迟缓 状态中的发展中国家，只靠政府加强教育和行动去提倡计划生 育，能否加速家庭规模的缩小。在本世纪初移入美国的家庭， 有些来自出生率高的地区，如西西里的农村，仅仅经过一代， 就能顺应当时已统治美国城市文化的小家庭的生活方式。但是 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到1980年将仍有25亿以上的人生活 在农村，到公元2000年将可能达35亿。此外，1980年，生活 在城市的30亿居民中，将包括很大比例的第一代农村移民，因 此，意味着“发展”的城市的生活习惯，可能远不会很快对家 庭规模产生影响。
这样，减慢当前世界难以制止的人口增长率的重大课题包 括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新的因素，即鼓励小型家庭 的强有力的政府政策。第二个是已有的较复杂的但行之较为有 效的办法，即将人民生活的全部内容改变到符合更现代化的形 式：普及高等教育、解放妇女、加速工业化、提高生产力、实 现农业现代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近代化等等。从生态学的原则 来看，我们估计第二种办法可能更为有效，因为这些相互作 用、相互补充和彼此促进的发展能使收到的效果具有持久性。 一些出生率显著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已将提倡计划生育的政府 政策和加速农业现代化、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大结合起来，这肯 定是起作用的。政府政策可能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可见 在单一的、专门的干预方式之处，还需要范围更广的现代化的 发展，才能完全达到目标。
这两个途径都有一些困难。第一是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目 前人口压力的程度各不相同。在热带非洲，九个国家的人口密 度每平方哩少于10人，27个国家少于50人，而欧洲则约为 150人。同样的，在南美没有一个国家每平方哩超过50人。 它们之中有些政府认为只有尽快增加人口才能布满它们的疆 土，才能得到现代经济所需的人数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才 能获得为提高威望、权力和国家地位所需要的公民人数。
在亚洲大部分地区，2000多年来形成了高度文明和稳定 的传统农业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集区，它们不存在 希望尽快增加人口的考虑。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度和中国， 都有积极的政府政策去稳定自己的人口。事实上，中国迄今每 年增多1500万人，现在似乎已将年增长率降至2%以下。
这些靠政府实行坚定政策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发展中国 家自己认识到追求增加人口，对于国计民生最后会造成危害， 正如一味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引进现代化工业的努力失败后所带 来的危害一样。如果本国政府不采取此种重要的决策，任何别 国政府或机构的合理的忠告和善意的帮助都将无济于事。人口 不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消费却占世界总资源的75% 的国家所提出的忠告和帮助，尤其不受欢迎。但中国和印度却 从她们自身利益出发，来寻求抑制多子女家庭的措施。发展中 国家里约有25国政府正在采用同样的抑制人口的合理政策。 1970年一个非洲政府对于这种做法清清楚楚地作了说明，那 是一个还没有亚洲式那样直接的人口压力的国家。这位加纳财 政部长在宣布这个国家的家庭计划生育纲领时，强调说：
目前我们的人口增长率是每周增加5000人。……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我们为教育青年兴办学校和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建造医院的速度要快；每年增加14万多新工人，也比发展经济增加 的就业人数快。因此，我们的人口增长率，无论对个人或对政府来说，对满足国民合理要求方面的能力，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在此，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和生育习惯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要避免我 们子孙后代的合理责备，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就现实地和有效地加以解决。
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些危害的现实性认识不足。有些人陷于危险的错觉之中，他们认为加纳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节制人口增长是不必要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土地尚未开发是由于缺乏开发所需的资金和技 术。还有一些人在当今的技术时代仍抱着同样危险的另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人口众多，国家的威望才高。然而，现在是人民的质量比人民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时代。
这段话说明了问题的本质。在19世纪，人口增长率低于2%，劳动力的增加不超过1%。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以及当时非常简单的技术条件下，人口增长是促进现代化的积极因素。 生产力高的农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力就能生产出同样数量的粮食。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就能转移到具有更大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其结果，生产的发展和随之而增长的消费能力便促进了财 富的全面增加。
这个历史过程虽然充满痛苦和带有破坏性，却能产生促进 经济的作用。但是，在人口增长率为3%而劳动力的增加为 2%的情况下，工人的教育、培训和住房所需的资金与发展工 农业生产所需的投资之间，难以达到均衡，必然会顾此失彼。 当今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就已出现了这种情况。非熟练 工人既不能构成劳动生产力的真正增加，也不能使消费市场得 以真正的扩大。他们生产的东西很少，以致于连自己的最低消 费都意味着一种经济损失。他们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或强盛没有 什么贡献。相反，他们成为真正的可怜的“边缘人”，或挣扎 在生产水平不高的农庄里过着窘迫的日子，或者加入到大城市 边缘居住区失业者的行列。
事实上，如果将资金有效地用于抑制人口增长率的政策、 设施和技术方面的话，则要比同等投资用于钢铁厂或石油化工 联合企业所得的收益要大些，见效也快些。归根结底资本是节 余。换言之，资本不是消费。资金的获得有两条路，或者是通 过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同等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以便 平衡后能有节余，或者是通过缩减消费。但是，在经济学上最 初的和最基本的投资不会立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公 路、铁路、灌溉用的堤坝及电站等需要大量的投资，但它们不 能立刻增加大量财富。如果消费量由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得 到减少，则对资源的需求就马上自动地下降。因此用于缩小家 庭规模计划的公共开支，其收益要比用相同数量的资金投入重 要工程或国家重要基本建设所得的为高。
理解这种潜在的有益效果是各国政府自我教育的问题。许多迹象表明，在今后十年内，人口政策应成为明智的现代化的标志，正如动力和交通的发展或良种和化肥的使用是现代化的 标志一样。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比起动用外汇购买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来，人口政策是为了达到国民幸福的更合理的途径。现代控制疾病能力的提高，使过去那种以高出生率去适应高死亡 率的旧传统失去意义。如果能够通过政府采取某种新政策根本改变这种高出生率的社会风气，那么将得到百倍的成功。换句话说，最成功的人口政策就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在实现农业 现代化、加速工业化、进行城市基本建设以及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政府也要提倡人们树立新的家庭观念和稳定家庭的人口规模。剩下的问题只是实施整个方案的经费和规模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