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危机告诉我们，在人类所占据的地方——地球之上， 出现了严重的故障。错误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因为据我所 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最近发生在地球上的污染事件是由 于与人没有关系的自然变化的结果。事实上，在世界上，相对 来说，没有被人类强权的手所接触过的地区已经寥寥无几了。 在这些地区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烟、污水以及被破坏的 土壤。环境的紊乱必然是因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中的某种错 误所引起的。
在某些时候，有一种解释，即人是一种肮脏的动物，它和 其他的动物不一样，人是可能“把自己的巢弄脏的”。不论怎 样，根据这种观点，人类是缺少其他动物的卫生天性的，并随 着他们数目的增加而逐渐弄脏了这个世界。这个解释基本上是 错误的，因为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整洁”并非是它们自己的卫 生活动。搬运它们的粪便的是其他生物的活动，这些生物把这 些粪便作为养分。在一个生态领域里，是没有可以屯积起来的 废物的，因为没有一种东西是被浪费掉的。所以，作为一个生 态系统里的一个自然部分的一种生物，就它本身的生物活动来 说，是不能使那个生态系统恶化的；一个生态系统所遭受的压 力是来自外部的。人类，和动物一样，在清洁上并不低于其他 生物有机体。他们污染了环境仅仅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所有其他 生物都拥有的那个严密的、循环的网络。
只要人类占据了他们在陆地上生态系统中的那部分——消 费着由土壤和植物释放的氧及所生产的食品，把有机粪便送回 土壤，把二氧化碳送回植物——他们就不能做出什么严重的生 态上的危害事情。但是，他们一旦从这个领域里搬出去，例 如，迁到了城市，结果，大量的粪便就不再回到土壤中间，而 是排到了地上水中，这样，原先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的人 类人口，就从这个生态系统中分离出去了。现在，粪便成了它 们强行闯入水生态系统的外来之客，它们打乱了这个系统的自 我调节作用，并且污染了它。
一定的人类活动——农业、林业以及渔业是直接开发一个 特别的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经济价值 的生态系统的那一部分——如一种粮食、木材或鱼——就从这 个生态系统中消失了。这表现了一种对这个系统的消耗，如果 想防止这个系统的崩溃，就必须谨慎地调整对这个系统的自然 和人工输入量。严重的消耗可能促使这个系统超越平衡，而走 向崩溃。各种实例中包括着紧接着过度的急剧的消耗而来的农 业和林地的毁灭性侵蚀，以及由于鲸的绝灭而引起的捕鲸业的 毁灭。
如果一个特殊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的数量由于外部的原因 而微妙地增大了，这也可能使环境的压力增强，这些外部的原 因，要么是来自处理人类的粪便，要么是因为要加速这个系统 的周转率而施加的影响，从而增加了一种可以提取的商品的生 产。第一类的一个例子就是向地上水倾倒污水，第二类的一个 例子是在农业中使用氮肥。
最终则是，因为人类具有生产在自然界可存在的物质的独 一无二的能力，所以环境的恶化就是来自一种完全因为外部的 一种物质闯入一个生态系统进行合成的结果。大概最简单的例 子就是合成塑料，它和天然物质不一样，它是不能由生物学的 腐烂作用而退化的。所以，塑料不论是作为垃圾，或者是被焚 烧掉，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污染。同样，一种像滴滴涕或铅之类 的有毒的物质，它们在生命的化学性质上是没有作用的，它以 其所进行的物质的活动来起干扰的作用。所以，这种物质如果 积聚到足够的程度，就会引起生态上的危害。一般来说，任何 把完全是外来的物质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生产活动，都会有使 环境污染的危险。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人类的活动是如何制造了“环 境的冲突”——即从外部强行闯入的促使破坏生态系统的天然 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因素。
第一步，我们可以看看在如美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 污染问题的历史。遗憾的是，尽管这个国家有着到处都有的由 电脑记忆搜集和贮存一切统计的嗜好——从个人税务记录到他 参加各种政治集会的次数，有关污染水平的历史资料却是非常 不规律的。不过，在现有的资料中还是出现了一幅相当严峻的 画面：大部分污染问题的首次出现，或者变得更糟的情况都发 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年里。
磷酸盐提供了这种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种重要 的地上水的污染物。在1910年到1940年之间的30年里，每年 由城市的污水中产生的磷酸盐达到了成倍增加的程度，从大约 1700万磅（以含磷的物质计算），上升到约4000万磅，结果 在接下来的30年里，即1940到1970年，是以每年3亿磅的数 字增加，增加了7倍还多。从1946年以来，在每年污染量的 增加上，还有某些其他方面的例子：来自汽车的氮氢化合物 （它引起烟雾）增长了63%；从汽油排出的四乙铅，增大了 415%；从氯醛钾工厂排出的汞，增加了2100%；合成塑料 （仅在1950到1967年间）增加了270%；无机氮肥（其中一些 渗入地上水，并污染了它）是789%；没有收回的啤酒瓶是 595%。很多污染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根本不存在的，但 在战争期间首次亮相：烟雾（1943年在洛杉矶首次被注意 到），人工的放射性元素（在战争期间首次建立了原子弹工 程），滴滴涕（首次在1944年广泛使用），合成洗涤剂（在 1946年开始代替肥皂），合成塑料（只是在战后才成为垃圾问 题的一个创造者）。
这些在战后阶段里出现的环境紊乱上的严峻变化，为寻找 污染问题的根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在最近的50年里，可 以看到一个科学上的彻底的革命，它在技术上及其在工业、农 业、交通和运输的应用上，都开创了有力的变革。第二次世界 大战是这个历史变迁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战前的25年 是现代基础科学彻底革命的主要阶段，尤其是在物理和化学方 面，根据它们所产生的新的生产技术是太多了。在战争逼近中 的那些年里，在军事需求的压力下，很多新的科学知识迅速转 化为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企业部门。自大战以来，这些技术迅 速地转变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性质。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先前开始的科学革命与接着而来的技术革命的伟大分界。
我们能够发现类似战前科学革命及战后技术发展的一些重 要线索。在20世纪20年代初，物理学由自牛顿时代以来就支 配着这个领域的各种思想中分裂了出来。由于受到了有关原子 特征的发现的刺激，一个全新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概念发展起来 了。实验和理论推进着，直到物理学家们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真 正的对亚原子微粒的特征，以及对它们从整体来说影响产生原 子的特征的各种方式的认识。这种新的知识为分裂迄今还是不 能摧毁的原子，驱出它们核子中有着极大能量的粒子，产生了新 的、更为强大的技术方法。天然的和人工的放射线也被发现了。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经非常清楚，在理论基础上，那种数 量巨大的能可以从原子核中释放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这个理论被转而应用到实际中，核武器和反应堆——带来了 人工射线和潜在的突如其来的战争的危险。
新的物理理论也有助于解释电的作用，特别是在固体中的 电，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战后导致了晶体管的发明，增加了固体 状态下的电学理论。这为现代电脑提供了科学依据，晶体管收 音机则更不在话下了。
化学，在战后也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对后来环境的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有机合成化学的发展。这些物质最早是由18世 纪的化学家们在分泌液中发现的。逐渐地，化学家们知道了某 些比较简单的多种自然有机物质的分子式的结构。化学家们发 现了一种强烈的仿制自然的理想——在实验室里合成那些只有 生命才能产生的有机物质。
第一种人工的有机物——尿素，是在1828年合成的。从这 个简单的开端中（尿素仅含有二个碳原子），化学家们知道了怎 样制作日益复杂的天然产品的实验室复制品。一旦找到把有机 分子放到一起的方法，就可以制造出多种多样的不同产品来。 这是一个关于在有机化合物中的可能的原子结合上的提高数字 的自然结果。例如，尽管分子是分级的，像糖仅含有三种类型的 原子——碳、氧和氢，但它们可以仅仅按几种不同的方式而彼此 发生关系，在有六个碳原子的糖里有六种不同的分子排列法（其 中一种是很熟悉的葡萄糖），可以存在的不同种类的有机分子式 的数量之大，从理论上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限制的。
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化学家们已经知道了创造很多 在理论上是分子排列的实践方法。这种看法——即认为可能有 的有机化合物种类基本上是无极限的，而且手边至少已有了取 得某些可能有的化合物的方法——证明是不可否认的。这就好 像是一种语言突然被发现之后，紧接着必然要出现一个广泛的 创作繁荣一样。不过，这时出现的不是诗歌，而是化学家们创建 的新分子。但又和某些诗歌一样，某些新分子只是令人欣喜的 创造过程的实“在”的最终结果——即对化学家们所已知道的那 些东西的证实。另外的一些分子，和一定的诗歌一样，也是为了 它们要教导创造者而被创造出来的——即朝着更困难的创造而 迈出的具有新定义的步骤。最后则是出于有意识的特殊目的 ——姑且说是为了渲染一种结构的特点——大概类似于一种广 告用的押韵语言，而创造出来的新分子。
从新的人造物质的数目来看，最终的结果表明了一种大概 是人类历史上创造性最迅速的实现。加速度是与这个过程一致 的，因为每一种新创造出来的分子，就其本身来说，都成了建造 很多新分子的起点。
结果，在化学家们的成果架上有着一个庞大的新物质阵容， 它们与生命的天然物质一样，其创造基础是碳的化学性质，但是 它们中的大多数又是生物领域中不存在的。当新的有用的物质 被探索到的时候，某些化学药品就被从架子上拿下来——要么 因为它是某种天然物质的副本，或者是无目的的——并在实践 中进行彻底的实验。这就是磺胺——1908年一位燃料化学家 合成的——如何在1935年被发现用来杀菌，而滴滴涕——它从 1847年以来就已经出现在一个瑞士化学试验室的架子上，而在 1939年又被发现用来杀虫。
同时，大量重要的有关分子性质的化学基本内容也被掌握 了，即分子结构的性质，它左右着一种物质的颜色、弹性、纤维韧 性，或杀菌、杀虫及消灭杂草的能力。这就有可能为实际需要去 设计新的分子，而不是为了探求某种可能填补空缺的化学贮藏 品。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这类的先进事物已经发生， 但是还很少有大规模转入工业实践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以后才 出现的。
因此，战前的科学革命，在现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上，产生了 操纵自然的科学能力，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制造全 新的物质的能力。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践的成果还 是很少能与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的规模相比拟的。物理学家们 对出现在实验室以外的原子结构的了解也仅仅在几种电气设备 上，如各种特定的灯，以及X射线设备。在工业中，物理现象仍 然是大量以机械动力、电、热和光的形式出现的。同样，化学工 业也是大量以旧的物质为基础的，如矿物和其他的无机化学物 品。而这些新的用途，在他们的威力和彻底的新颖性上还没有 被预测到时，只能在那儿等待着适应战争之紧急需要，和作战后 重建开始时的推动力量。只是在后来，这种新技术在科学基础 上潜在的致命缺陷才被发现。这就像一个两条腿的凳子。在物 理学和化学上发现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第三条腿被丢掉而成为 有缺陷的了，这丢失掉的第三条腿就是环境中的生物学。
所有这些在我们研究环境危机的各种学科上都是非常有用 的指南。紧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些年里，不仅出现 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新发明的繁盛，而且也存在一个同样大的环 境污染的高涨，这是否是一致的？新的技术成为环境危机的主 要原因是可能的吗？
这是自1946年以来在美国的污染度急剧上升上的部分背 景。但同时还有着另外一些变化，这些也可能与污染问题有关 系。例如污染常常被归咎于不断上升的人口和富裕的水平。很 容易证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污染度的变化是不能简 单地认为是由于人口增加造成的，在这个阶段，人口仅仅上升了 42%。当然，这不过是对一个简单化了的看法的简单答复。因 为可以相信，在人口上即使是40%到50%的增加，也可能会成 为污染大量增长的原因。例如，为了向那些更多的人们提供食 品、衣服和住房，就可能必须按照大得多的比例加强生产——从 而也就导致了污染，因为事实上，还将意味着生产减少（即在这 个过程中每个单位劳力所生产的价值）。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事 情只是转向另一方面，因为自1946年以来，在生产上是有着急 剧的增长的。另外，化学工业，尤其是严重的污染物，在生产上 也表明有特殊的增长，在1958年到l968年之间，化学工业生产 的增长是73%，而与其相比，所有制造业的增长率只有39%。 所有从生产效率的变化上，是很难解释最近污染度的增长与人 口增长之间的矛盾的。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导致了城市的迅速 发展，城市本身所固有的拥挤和混乱的社会状况导致了污染问 题的恶化。这个观念也不能解释环境危机的真正加剧。首先， 很多严重的污染问题，诸如那些因为放射尘、氮肥、杀虫剂、汞和 许多其他的工业污染物并不在都市发源。不过，因为边缘的影 响，一个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密度将对每个人所产生的污染数量 上有一个很大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也是事实。（即随着一个城市 的增大，在它周围及其区域之间的比例下降；因为粪便必然要被 运到城市的边缘，在每个单位区域里，人们可以预料单位面积中 粪便的增加将需要同样程度的搬运它们的水平。）这个结果有可 能解释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空气污染的疾病发生的差别。所以 在最大城市里的肺癌的平均发生率（l00万或100万人以上的城 市）要比那些25万到100万人之间的城市高大约37%。但是， 这种情况还远不能说明已经看到的污染加剧的增长程度。
人口的分布对因为汽车运输工具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严重 的影响。例如，可以想一想在美国各城市里非常典型的人口迁 移的后果：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城市贫民区的人口上升；较富 裕的社会阶层迁往郊区。这种情况把贫民区居民和郊区居民的 家和工作地点隔离开来。郊区居民工作在城市，却并不愿意住 在那里，他们需要往返上下班；而那些在边远的工厂寻求工作的 贫民区居民却无能力住在郊区，所以反过来，他们也需要往返上 下班。这很能说明为什么在都市区域以内行驶的汽车平均公里 数，从1946年的1680公里增加到1966年的2860公里。因此， 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引起的与都市化相联系的环境问题的加剧， 也并不像因为在城市地区居住工作地点的分布不均那样严重。
总而言之，要根据同时发生的整个人口规模的增长来说明 1946年以来美国污染度的迅速增长，看起来是达不到目的的。 既非简单的数字上的增长，即对城市拥挤度的多重的影响，也非 一种在生产效率上的假设的降低，可以来说明作为环境危机标 志的污染的急剧增长。答案必然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这些考虑的结论则是，美国所固有的污染数量，与其人口的 比率，自1946年以来急剧地加大了。这个国家所制造出来的污 染，按其人口来说，要比它以前多。这种关系可以被转入一种数 字上的相当量，不过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是一个容易引 起错觉的说明：每个人所产生的污染数量在急剧增长。例如，如 果人口按43%增长，污染增长10倍，那么每个人的污染就增长 大约7倍（1.43X7＝10的大约数）。因为每个人产生的生物粪 便当然不会按这样大的数字增大，所以这个观察一般就会引出 进一步的结论，即我们每个人变得越富裕，就要使用越多的商 品，从而就会生出更多的废物。按照这一点来引用的一个惯用 的统计是，美国拥有世界人口的6%，却利用了世界上商品的 40-50%。所以这种富裕的社会，按其本质来说，也是一个“污 水社会”。（“污水社会”即“effluent societ”，是一个谐喻，借以讽刺美国社会的富裕，因英文“富裕”affluence与“污水”effluece相似。）
来看看美国的“富裕”的事实是会有益的。我们可以想想用 于每个人在个人福利上的商品的平均数量意义上的“富裕”。为 了做一个粗略的估计——我们将会看见这是在广泛增长的—— 我们可以使用人均国民总产值（GNP）来说明。1946年，人均国 民总产值（GNP）是2222美元，1966年是3354美元（大家还记 得1958年的美元因为通货膨胀而做了调整）。这表明有大约 50%的增长，从其本身来看，明显是不足以说明那些已经被看到 的污染平均数的增长的。
因为人均国民总产值是对这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各种服务 设施的粗略平均，所以把它们分解成一些特别的项目会更有参 考价值，特别是那些生活必需品，如食品、衣服、住房，以及娱乐 用品，如私人汽车、电视机和电动爆米花机等。
食品方面，1946到1968年期间的情况非常清楚：在美国主 要的食品供应上，如总的卡路里和蛋白质量，平均使用的情况并 没有显著的变化。总的卡路里量实在说还有所下降，即从1946年的每人每天3380，降到1968年每人每天3250。蛋白质的摄 取量在第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有轻微的下降，在1963年以 前，每人每天的摄取量一直保持在大约95克左右，到1968年时 开始略微上升，达到每人每天99克，这表明从1964年到1968年 间有略微增长。
这些数字在美国总的农业生产资料中都有所反映。在战后 阶段，平均谷物产量是按着稍多于百分之几的比率一年比一年 上升的，因此没有什么变化。在同一时期，一定的营养附属品的 平均消费量——钙、维生素A和C，以及维生素B1，实际上还下 降了11—20%。这种情况可能也反映了在战时，由于食品供应 措施而出现了营养平衡上的暂时改善，但是当这些措施被取消 的时候，美国的营养质量就很遗憾地下降了。
因此，一般来说，在总的平均数量上，美国在1946—1968年 间的食品消费基本上保持未变，虽然在一定的营养质量方面，有 一些下降，显然，在食品消费方面，并没有富裕增长的迹象。
服装方面的情况也相当类似：人均产量上基本没有变化。 例如，美国在1946年到1966年的鞋子人均产量保持在每年大 约3双的水平上。在这一阶段，各种类型的袜子国内人均产量 略微有变化，但1946年到1968年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别。在这 个阶段，当迅速变化的式样相对地引起了人均使用的不同类型 外衣的生产多样化时（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套装明显下降，而同 时短裙、衬衫、长裤和运动衣增加了），总的衣服生产的人均产量 基本上保持未变。1950年总的纤维使用量是人均45磅，到 1968年是49磅，——只增加了9%。我们必然再次得出结论， 至少在人均生产衣服的数量的大的项目上，1946年以后的年代 里，在美国是没有富裕迹象的逐渐增长的。
住房方面，下面的数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46年，人均 占有住房单位是0.272，1966年为0.295。这些数字并不能用来 说明住房的质量。从任何角度上来看，这些数字都不能证明富 裕在住房方面的增长。这种情况在住房材料的生产数字上也有 所反映，这些数字证明在1946年以后期间，平均产量几乎没有 什么变化。
我们可以把增长的富裕在美国污染问题上所可能做的事， 按下列情况归纳一下。为满足人的主要需要而生产的人均商品 是：食品、衣服和住房——1946年到1968年间没有明显增长，甚 至在某些方面有所下降。在人均使用的电力、燃料以及纸张用 品上有所增长，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充分说明污染度的急剧上升。 如果富裕是从家庭所拥有的娱乐用品的角度来衡量，诸如电视 机、收音机、以及电动罐头刀和爆米花机，还有消遣用品如摩托 车和游艇等，那么是有着一定的明显的增长。然而，这些项目只 是这个国家总生产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所以也不能说明已 见的污染度的增长。
这些数字所告诉我们的是，在大多数一般的项目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特定项目——美国的生产在1946年到1968年这个阶段里，是与其人口的增长保持平行的。这就意味着，总的基 本项目的生产，如食品、钢以及纤维品，从其人口上升的比例来看，是增长了，其数字大约是40—50%，但是整个美国生产总量的增长，与污染度的综合上升相比，是差得大远了，污染度的增 长为200—2000%，就足以成为后者的解释了。因此，事情似乎已很清楚，尽管经常有人宣称，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富裕”，或者两者兼之，我们仍然要在另外的什么地方去 寻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