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年里，环境问题已经有力地进入了政治领域，不 仅在美国，而且在瑞典、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苏 联。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期间，它也成为一个 国际辩论的题目。
在美国，环境问题的政治影响是那样大，以致在某些方面 引起了疑虑，即很多实际上是政治学上的问题，也被装扮成 生态学上的问题了。结果，生态学也遇到了那种在最近一些年 里围绕着白宫所出现的“信任隔阂”。并且也像最近的某些美 国总统一样，有些生态学家也被怀疑在通过宣称环境紊乱不仅 仅是对生活水平的威胁，而且是对生活本身的威胁，人类在地 球上的生存正在受到袭击的种种说法，而把大家都知道的恶劣 形势，逐步升级到一种灾难性动荡的地步。甚至一种“数字游 戏”也被卷了进来，人们想知道：“我们还能生活多长时间？” 环境主义者的回答范围大致是一百到几百年之间。有人甚至宣 称，如果这些危机到1972年还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就将放弃 这个运动，因为它已经来不及了。
环境对人类的威胁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我们还有多少时 间？也许生存问题仅仅是一种吓唬人的手法，一种被用来促使 公众就生活水平下降而采取行动的大概可行的理由的夸大？
生存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相当严竣的问题提出来：是不是当 前生态上的压力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不能解除——它 们就将可能使环境恶化到人不能再在环境中居住了？如果回答 是肯定的，那么人类就确实正在遭受环境危机的袭击。显然， 如果不去正视这个问题，有关环境危机的严肃讨论就不能进行 下去。
首先应当说，当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峻时，任何回答都是 一个判断，而并非事实。然而，这又是一个能够，而且也应该 与实际的资料和科学原则发生关系的判断。
根据现在手头上所有的资料，我个人的判断是，当前环境 恶化的过程，至少在工业化的国家里，是对基本的生产体系的 挑战，这个挑战是那样严峻，以至于如果它再继续下去，就会 毁灭环境维持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的能力。一部分人类可能幸 免于这样一场灾难，因为文明的崩溃会减少环境恶化的范围。 那么，残存下来的将会是一种前途莫测的原始状态。在这种判 断下隐藏的道理，下面将有所说明。
首先，要谨慎地注意任何讨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任何讨论 都希望推导出未来生态变化的过程。从过去的日子，到未来动 向的扩展——推论的过程，是有着很多虚假的成分的。最严重 的困难则是，这种数字上的扩展必须假定未来的过程将是由同 一种机制所支配的，这个机制一直控制着过去的各种事件。马 克·吐温关于密西西比河的观察在这里是很切题的：
在176年间，密西西比河下游缩短了242英里。平均每年是1.375英里左右。因而，任何一个冷静的 人，只要他不瞎不傻，他就能够看见，在志留纪时代，刚好在100万年前的下个11月，密西西比河向上可溯100.03万英里，像一根钓鱼竿一样从墨西哥 湾伸出来。由于同一原因，任何人都可以看见，距现在742年以后，密西西比河下游将只有3/4英里长，开罗和新奥尔良将会把它们的街道联在一起，并且将 在同一个市长和一个共同的元老院领导下一起舒适地慢慢过日子。有些关于科学的事情是很奇妙的。人们从这样一点事实的探究中，得到了这样大批推论的回报。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警告。它对于生态上的各种事态特别适 用，因为就如前面所证实的，它们所固有的复杂性经常导致突 然的质的变化，以适应逐渐的、数量上的变化。因此，关于一 个生态系统未来状况的估计，在预料到的数量上的作用急剧化 时，很容易由于出现了这种质的变化而混乱起来。
只有很少的有关环境变化状况的推论能够做到适当的精 确。大概最可靠的估计是关于美国地上水氧缺乏的看法。从每 年有机物闯入地上水的数量增长的比率中，可以估计出在未来 年代里它们在分解时所需求的氧的总量。由此，这个数量就可 以用来比较美国地上水总的含氧量。在这两个数值变得相等的 那个时间，就标志着一个统计学上的危机：地上水总的氧含量 不足以维持整个注入的有机废物的生态净化。根据1966年美 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报告，在当前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上面的 情况将会在2000年时发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每条 河流和每个湖泊都会趋向零。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趋势，某些 部分的水将会以迅速得多的速度达到这个地步。其它的水，大 概在落基山的遥远地区的一条小溪，可能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会 发生氧含量的变化。不过，尽管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未经整理 的统计数字，这个计算仍然是很有用的，但也是不祥的预言。 它告诉我们，在以后的30年里，我们能预料我们的很多河流 和湖泊将遭到伊利湖那样的命运，并且会变得无力维系那个完 成地上水自洁作用的生态圈。
对这个预言的一个可能反应是：“因此还会怎样？”如果我 们大部分的河流和湖泊都由于腐烂的有机物而变成了燃料，我 们能不能习惯这种气味，能不能为了家庭和工业需要去借助技 术手段使水纯净（例如，使用AEC所许诺的无穷尽的供电， 来达到从燃料上提取纯净的水的目的），能不能继续做我们的 事？回答是，预示的有关地上水数量上的变化，大概会在生态 系统中引起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能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
在天然水系统里，有机物的含量是相当低的。因此，这就 严格限制了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细菌和霉菌），大部分微生 物都需要有机物，即可以生活在这些系统中的有机物。在土壤 生态系统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里，高含量的有机物是很 普遍的，大量依靠它们生存的细菌和腐生细菌栖息在土壤中。 现在已经普遍发现，在这些数量众多的土壤微生物中，有很多 可使动物和人生病。这一点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实验室试验中得 到证实。把一撮土加入一个消过毒的装有有机营养的烧瓶里， 让微生物生长一段时间。然后把这种培养后的微生物注射到一 只老鼠身上，这只小生物肯定会因为感染而死亡。在仔细研究 这种土壤细菌培养的过程中，证明多种已知的细菌和霉菌可导 致动物和人生病，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疾病。
尽管土壤中隐藏着大量的可致病的微生物，但它们仅在几 种罕见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引起疾病。通常，这种情况只是在 土壤刚好渗入人或动物身体中的一个未保护的部分时才会发 生。例如，大量吸入肮脏的尘土可以引起肺部疾病。在一般情 况下，这种接触会因为土壤被植物的根适当固定下来而受到限 制。如果因为生态恶化的结果，尘暴情况的发展，这种肺部疾 病就会比较常见。只要生态系统的自然完整性被维持下来，动 物和人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会受土壤所引起的感染。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地上水。当然，这些水与土壤及其所带 致病细菌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人也同样与水有着密切的 联系——在水中游泳、饮水或吸入水沫。因此，从土壤和它的 致病物，通过水，再到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既定的天然通道。 然而，由土壤产生的疾病很少留在人身上。道理很清楚，在天 然状态中，地上水是阻止致病细菌从土壤到人之间的运动的非 常有效的屏障，因为水一般所含有的有机物不足以供给病菌生 长所需。由于有机物不能在缺少养分的水中繁殖，个别从土壤 进入水中的病菌会大大变弱，最后则会死掉，因此，我们说， 它们可能侵入一个游泳者身体的统计概率是无所谓的。
然而，在以后的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因为很多河流 和湖泊所负荷的有机物已超出了其自然的范围，所以在土壤和 水之间的天然生态屏障就将崩溃。某些病菌可能在水中生长并 繁殖，集中到使人感染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前。因此，在 地上水中所发生的生态变化要比一个气味难闻的东西严重得 多。它可能使人类面临大量新的和奇怪的，对其缺乏免疫力的 疾病。这是由带有有机物的地上水大面积污染而引起的真正的 危险。
令人忧虑的是，已经有兆头说明这个过程开始了。1965 年，在佛罗里达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现在知道是脑膜炎。这 种疾病通常发生在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在温暖的夏天，他们在 湖中或河中游泳以后的几天里出现。先是剧烈的头痛，然后昏 迷，最后的结果经常是高度的死亡率。这种疾病的病源现在已 经搞清，它是一种变形虫（阿米巴），一种在显微镜下才能看 到的原生动物，在土壤中到处可以发现它。显然，阿米巴是由 受到感染的水进入人体。通过鼻子大量侵入这个受害者的大脑 薄膜的。这种疾病的生态基础现在似乎已经清楚了。在土壤 里，这种阿米巴通常是一种不活动的形式，是一个包囊。当大 量细菌聚集在这个包囊周围时，它们的分泌物刺激着它，于是 一个活动的阿米巴出现了，它是靠这些细菌生活的。看来，就 有这样的可能，在阿米巴包囊从它们大量存在的土壤进入水中 时，在被有机物污染的溪流和湖泊中就可以有足够的细菌使它 们变成活性。这些阿米巴靠细菌生活，并在水中繁殖，逐渐聚 集起来，足以成功地侵入那些倒霉的游泳者的大脑。
有关其他土壤有机物可能在污染的水中生长的另一个兆头 来自纽约湾。在那儿已经观察到，尽管有大量细菌从污水管排 出进入海湾的情况已有了显著的改进，在最近一些年里，细菌 的数字仍然在以百分之几的比率增长着。这种变化可能就是纽 约周围被污染的水中有土壤细菌生长的结果。
人和土壤之间的水屏障的崩溃还有其他同样严重的影响。 在土壤里发现的普通腐生细菌中，有一定的品种被认为是产生 非常活动的致癌的黄曲霉素。它们也靠有机物生长。最近由华 盛顿大学生物研究中心的一位助教进行的研究说明，很多土壤 腐生细菌——包括那些产生黄曲霉素的腐生细菌——均从被有 机物严重污染的水流中分离出来。假如这些有机物变得普通起 来，我们就将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健康上的威胁。某些腐生细 菌通常都是在土壤中发现的，但是在污染了的水中被检测出 来，如果它们在人体（如在伤口上）固定下来，就可以引起严 重感染。遗憾的是，某些通用的医疗过程增加了这种污染的可 能性。例如，人体中类固醇激素的变化，诸如由使用可的松或 避孕药片所引起的后果，可能增加这种腐生细菌感染的能力。
水污染的迅速扩大，可以最近对欧洲海滨的一次考察结果 作例子。这次考察说明，到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海 滨去的访问者，在游泳时受到感染的机会，可能是他们呆在水 外面的2倍。从意大利的里维拉到荷兰海岸，来自污水和工业 废物的严重有机物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细菌数量，都变得相 当普遍。其紊乱的比率在最近一些年里，看来是在加速增长 的。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当被看成是在即将要来到的年代里， 所能发生灾难性健康问题的警告。
正是这类即将到来的情况的警告，使我做出了这样的结 论：如果我们允许我们大部分的地上水逐渐被有机物严重污 染，我们就可能要面临新的严重疾病的蔓延，这将促使大部分 土地变得不适合人的生存。不断增长的地上水有机物污染，打 破人和动物与土壤病源之间的天然的、生态上的隔离界限，打 开了装有各种各样疾病的和有毒的危险物的潘朵拉魔盒。我认 为，如果我们不搞清楚当前水污染的根源，这些危险的加倍增 长的影响，在将来就会成为对人类健康的极大威胁。在这一点 上，这个将来大概就是下30年了吧。
为什么新的生态危险常常出现在渐进的数量变化过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协同现象。关于这种影响的一个普通例子 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如果在被污染的空气里，二氧化硫和致癌 物的水平都增加了一倍，它所产生的危险就要比两倍大得多。 因为二氧化硫阻止了肺的自我保护作用，使肺更容易受到致癌 物的作用。在协同的情况下，一个复杂的生态损害的总作用， 总是要大于它的各个分离部分的作用量。
这种协同一致可以在人体内产生，因而也加剧了环境危机 的后果。有个例子是NTA与汞和镉等金属的协同。当实验室 的动物在汞和镉的水平仪前暴露于NTA时，胚胎畸形性的情 况就会有10倍的增长，这就是那项禁止在洗涤剂中使用NTA 的调查。NTA－汞－镉的协同是金属和一定类型的有机化合物 形成物质倾向的典型，这种合成物质在其化学和生物特性上， 都是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分离成分的。
协同一致性在生态系统中也能够发生。这方面的例子就是 来自汞污染的有机水污染的影响。来自氧化钾工厂的大量金属 汞被倾入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河流和湖之中。在它呆在 河底或湖泊底时，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可是如果河底和湖底 的淤泥中有大量细菌，尤其是那里的氧含量很低，细菌的活动 就能将这种金属转化成一种有机形式甲基汞，这种物质可溶入 水，在进入鱼的身体时，它就在鱼体中散布开来，使汞的含量 达到鱼不能接受的程度。这就是说，由有机物质引起的地上水 污染，加剧了汞污染的危险。最近的研究还指出，另外一种元 素砷，在作为一种磷酸盐污染物进入地上水时（来自洗涤剂或 其他来源），也可能遵循着同一过程。细菌似乎能够使砷甲基 化，并将它转化为一种有剧毒的有机形式，从这类一致性的结 果中，我们必然可预先意识到，新类型的环境危险，可能会突 然在有机物在地上水的含量逐步增加时出现。很多年前贮存在 河底和湖底的汞，也可以无害地呆在那里很多年，但是，当有 机污染加剧时，底部淤泥的生态状况发生了改变，汞也就作为 一种严重的环境危险而出现了。
高度的工业化把不断增加的有毒金属倾入空气当中，例如 汞、铅、镍及镉。这些金属由雨和雪把它们从空气中带入土 壤，并在那里积聚起来。土壤的生态状况很容易受到这些金属 产生的毒性影响，因为它们可以阻止必需的土壤细菌和植物的 生长。另外，这些金属和有机化合物在土壤中也可以形成新的 非天然的复合物质。NTA的经验已经提出了警告，即这些复合 物有可能成为新的环境危险。我相信，在合理的推断范围以 内，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在土壤中积攒这类金属，那么， 土壤在维持生产粮食和木料的植物生命上的能力，最终将会降 到毁灭的地步。也有这样的可能，即那种对庄稼无害的金 属——有机化合物，会以食物的形式传递给人，在人体里，它 们就不会是无害的了。
由硫的氧化物引起的空气污染有同样的危险。这种状况在 北欧已经是尽人皆知了。例如，瑞典的资料说明，在最近一些 年里，酸雨和酸雪一直在不断增加。酸通过这种天然的方式注 入土壤，必然要给植物生长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可能已经使 木材生产率下降了。而更大的危险，可能是来自这种新的非天 然的情况下，在土壤微生物生长和各种土壤组成部分相互的化 学作用上质的变化。在土壤中积累起来的污染物，可能会剧烈 地打乱其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生态平衡。
那些并没有将其活动终止在土壤之中的污染物，最后则贮 存在海洋里，海洋开始把源源不断的杀虫剂（最近的计算是： 已生产出来的全部滴滴涕约有25%保存在海洋里）以及其他 的合成有机物质积攒起来。关于污染物对海洋里维持生命存在 的各种生态系统的影响，相对来说，知道得还很少。这些系统 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大气层中大部分的氧气。尽管还没有空气中 氧含量变化的证据，却已有某些情况说明，海洋有机物的光合 作用可能受到了滴滴涕和其他污染物的阻碍。
我们之所以必须预料到环境污染中那些始料未及的情况的 另一个原因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之前的很长时间 里，在海洋里就已发生着各种新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连 续不断的事件。
在50年代，塑料工业研制出各种新类型的柔韧的合成材料——聚乙烯化合物的塑料，具有耐磨损的特点。这种塑料在汽车装饰上打开了市场，在10年期间，几乎每辆美国小轿车 的里面都装有几码新塑料。这样，几乎每个人都与这种材料有了联系。很多人注意到，当进入一辆塑料装饰的汽车时，且这辆汽车的窗子又关闭了一整天，或更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夏 天很热的状况下，方向盘就会变得很滑，而且窗户的里面蒙有一层很滑的透明的薄膜。开车的人们——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在很多年里都无抱怨地忍受着这种情况（对这一点，我现 在极为懊悔）。不过，在航天密封舱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NASA（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技术人员在这里注意到这同一情况，而且看得很严 重，因为这种薄膜破坏了光学设备的效用。由于这个原因，NASA在5年前禁止在航天设备中使用聚乙烯化合物的塑料。
现在来看看医院血库的情况。在那儿，过去用来贮存和输 送血浆及其他液体的重要的玻璃设备，大约在十年前己被聚乙 烯化合物制品所取代了。这一步显然是很有优越性的，因为这 种新的设备和旧的不同，它是打不碎的。
下面再来看看另一情景，这次是在越南的军医院里，在这 里集中使用新的塑料输液设备。最近几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 的医学现象：“肺休克”，一种有时是可致人以死命的疾病，它 发生在伤员被输血之后，尤其是输入了长期贮存的血液后。这种情况在l959年的一个杂志上已有报导，但当时未与这种输 血设备联系起来。
现在是70年代了，在卡内基研究所的胚胎学研究室里， 罗伯特·德·哈恩正在对一个问题进行实验。他发现，他培养的 胚胎心脏细胞正在莫名其妙地死去，而关于这种培养研究他有 时是成功的。经过努力，他发现了原因：某种有毒的物质从聚 乙烯化合物制的容器中渗出来，进入到他的培养液，杀死了这 些细胞。他马上把这些发现通知了一个同事，约翰·霍布金斯 医院的罗怕特·J·鲁宾博士。之所以想到鲁宾博士，是因为这 同一种物质可能会从聚乙烯的输血设备上渗出来。他的研究证 实了这种预测。在制作过程中同时进入聚乙烯塑料的那种设计 用来使其柔韧的物质，随时可进入血液。他在那些输入了一直 贮存在聚乙烯袋中血液的病人的血、尿和软组织中，发现了增 塑剂及其代谢产物。他还发现，这种增塑剂使血小板变粘和凝 固，这大概是解释“肺休克”的一个因素。
所有这些都在1970年10月的一个科学杂志上被报导出来 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们指出，他们的成果可以用来说明早 期对某些食物中增塑剂的研究，这些食物常常装在由聚乙烯包 着的容器里。有一篇报导引起了F·C·格鲁斯先生的注意，他 现在在NASA，曾经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署的化学家。他曾经研 究过宇宙飞船的增塑剂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输血和塑料包装食 品中，而且还包括很多汽车乘客所呼吸的空气。
同时，再回溯这类科学杂志，人们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 早已证实塑料不仅含有有毒的增塑剂，而且含有其他的添加 剂，如已知的固化剂，通常它们甚至是更有危险性的。在 1968年的一篇科学报导中，我们看到：
在塑料工业里为形成PVC（聚乙烯氯化物）而使用的一种特别成功的固化剂是一种含锡的有机化合物。不幸的是，它们也属于剧毒物。但是，尽管这种 有毒物质是广为人知的，有机锡固化剂仍然被用在一定的医用塑料制品上。
既然警笛已经鸣响，研究工作者们都在忙于研究在各种现 代塑料中使用的种类繁多的固化剂和增塑剂的毒性影响。最 终，他们的研究结果将会说明，也希望能说明，在最近十年 里，我们从小汽车的装饰中，食品包装中，医用和牙科设备 中，塑料玩具和水管中，以及新的“防水衣”中遭到了怎样的 危险。当前的科学成果已经说明，这些影响可能是非常微妙和 慢慢出现的。例如，某些这类东西对细胞的生长产生了严重的 影响。隐藏在这个背景下的是一个潜在的不祥的事实，即在很 多这样的塑料添加剂中使用的基本材料——苯二甲酸酐——也 是现在声名狼藉的物质Thalidomide（一种可使胎儿畸形的镇静 剂——译者）分子组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考虑到一种已知能引起严重的致命缺陷的物质，和由 苯二甲酸所转化出来的用作增塑剂物质之间的化学性质上的联 系，得克萨斯的贝劳尔大学的科学工作者研究了后者对正在发 育的小鸡胚胎的影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这个工作的目的在于，确定在制作聚乙烯氯化物塑料中所使用的一定的苯二甲酯，是否能够在正在发育的小鸡胚胎中产生进一步的作用。
这里是他们研究成果的摘要：
二丁氧乙基邻苯二甲酸性盐能够在这些胚胎中导致畸形（胚胎缺陷）。如头盖骨两歧（头盖骨裂缝），以及眼畸型之类的先天畸形，在那些胚胎形成的前三 天里，某蛋黄吸收了苯二甲酯的新生小鸡中，都可以发现，还有由于缺乏形成眼眶骨骼软组织而造成的明显的突眼症，和由于角膜未能发育而产生的瞎眼.都是受到苯二甲酯侵害的小鸡中存在的显著的先天畸 形。这些资料还说明，二丁氧乙基苯邻二甲酸盐，di-乙-二甲氧乙基苯邻二甲酸盐和辛基异癸苯邻二甲酸盐都能对正发育的小鸡胚胎的中枢神经产生损害。这种情况可以在新生小鸡的非正常行为中明显地 看出来，如颤抖、身体不由自主地活动，以及完全不能正常站立或行走等。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并不是为了说明我们大家大概都要 死于塑料装饰的汽车，它所能说明的有关健康危险的全部事实 可能都是相同的。我们从增塑剂中所经历的事实说明，有些事 情比它可能酿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它提醒了我们的天真无 知，即我们还未意识到来自千百种同一物质的潜在危险，它们 在我们的环境中已迅速地成为无所不在的。它警告我们，技术 上盲目的、不从生态上做考虑的进步，已经在各方面大大改变 了我们的环境，它们在较晚的时候，可能就成为健康的威胁。 熟视而无睹、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危险的世界。
对生态生存的最后一个威胁，是在这里几乎无需引证的事 实——核战争。10年前，军界和它的支持者们还能指望在一 次核战争中可能取得胜利。但是，面对着由那些在林奴斯·鲍 林和其他人为首的勇敢的科学界所不断提供的证据，这种指望 就只能维持片刻了。现在，尽管核对生存的威胁已经成为常 识，美国以及大概还有其他的核大国，还在继续准备发动一场 自我毁灭的核战争。但是，已经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明显地、 情愿再去公开宣称，文明能够从一次核战争中得到幸存。
这是一些使我要对当前环境恶化的原因做出自己判断的重 要问题，如果不搞清楚这些原因，它们就将是对开化了的人 类生存的威胁。如果环境保护主义者，像某些神秘的卜算者预 言世界的末日一样，可以确定一个这种毁灭的日期，那可能将 是非常方便的，可是这种演习是徒劳的，而且从任何角度来 看，都是没有必要的。之所以徒劳，是因为其可信度太差，以 致于不能说明任何多于猜测的问题。人们可以试图从得不到回 答的角度猜测那个主要的生态变化可能变得不可挽回的时间。 按照我的判断，对世界上工业化地区的合理的估计，可能是 20－50年，然而，这只是一个猜测。
从任何角度上说，这种猜测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看 来，似乎这个世界现在不再情愿忍受当前环境恶化的程度，比 它的进一步急剧化的程度要小得多。我认为，现在已广泛意识 到的是，我们已经从环境危机的影响中经受到太多的痛苦，而 且随着每一年的逝去，这种情况就变得越加难以恢复了。所 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在通向毁灭边缘的路上还能走多远， 而是现在要如何去行动。
当讨论生存问题时，某些生态学家就预言道，我们注定要 由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而遭到环境的毁灭。一直就有预言说， 由于发展中国家迅速的人口增长而导致的毁灭性饥荒，要在 1975年发生。另一种预言又说：“为喂饱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 了。……在比这稍晚的时候（即1971年），就没有什么办法能 防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量增长了。”
这样一种广为宣传的说法的结果则是，认为人类生存所受 到的威胁，仅仅是因为数量上的增长，这种概念成为一种相当 普遍的看法。
这种预言的证据是什么？人口增长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 在这里只能做一简要的说明。人口增长在工业化国家里，如在 美国环境危机中的作用，在第九章中已经集中分析过了。从这 个分析似乎已经很清楚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美国人口的增 长，对急剧发展的环境污染不过是次要的。如果美国的农业能 够在生态上得到良好的管理，这个国家就会因为环境问题少得 多了，从而可以供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
虽然我确信谈论美国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的说法是没有 生态依据的，但这样一种科学上的估计肯定还是能够无阻碍地 依靠其他的依据来做出它的结论。例如，我知道有一个生态学 家认为美国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是因为他在他所喜欢的山 间小路上，通常总是碰见另外一个人。这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使得某些人作出了这个国家人口过剩的结论，他们从一群号称 “检查人口扩张的运动”的人所出版的报纸广告中引证：
一个饥饿的，过分拥挤的世界，将是一个恐怖、混乱、躁动、贫困、骚乱、犯罪和战争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安全，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例 外……。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一个紧急措施就是需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既在国内也在国外。
我们的城市贫民区里有大批青少年，成千上万地闲荡着，他们是不满和贫困的受害者，以当前的生育率来看，再过几年还要有几百万以上的这样的人涌向 街头。你在天黑后出门会遇到危险。去年每400个外出的美国人中，有一人被凶杀、强奸或抢劫。因此，控制生育是对这一切的一个回答。
这些宣传对抢劫、强奸、凶杀，对贫民区青年中的愤懑和 吸毒，对贫困、骚乱和战争，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提出 要直接地通过减少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数量来强行制止这些不 良行为，或是向往着，在一个不大拥挤的社会里，这些活动将 无论如何也会变得少一些。当然，还有其他方法——为社会科 学所熟知的，或是通过人类所经验过的——来改进社会的弊 病，如经济保证，足够的住房和社会服务，裁军和有效的教 育。不过，这些可选择的方法，在那些宣传中都未被提到。在 我看来，他们提出的不是一个社会的，或生态上的分析，而是 一个政治措施。犯罪、青年的不满，以及毒品，都是美国严重 的社会问题。但是，把人口控制作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其政 治性多于科学性。
在这一点上应当强调的是，我认为，有充足理由去进行关 于要求有效的避孕实际知识和手段的宣传，而且要尽可能广泛 地宣传。这反映了我的信念，即每一对夫妇都应该有权利，以 及用自由使用的工具，去实验控制任何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生 育数字。这里所争论的并不是控制生育的益处，而是我所认为 的敦促实施它的各种不道德的、导致错误的，以及政治上的堕 落的各种理由。
如早就注意到的那样，在解决环境危机的策略上，对有关 努力控制人口增长的适当作用，还有值得争论的地方。不过， 就如已经说明过的，在相对把重点放在技术改革上，还是控制 人口的选择上，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控 制个人行动和社会进程上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
偏重人口的生态学家们还指出，世界上广泛的人口增长，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是个真正的问题，所以应该在美国特 别强调人口控制，以便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为了评价这 种观点，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持续的人口增 长，可能引起的潜在的生态上的毁灭。
发展中国家是一些穷国，他们不断增长的人口，给他们少 量的资源带来了严重的压力，饥饿在扩散着，经济发展非常困 难。因此，在穷国里，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同，在人口增长率 与他们的人民的福利之间，似乎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世界人口问题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课题。这是一个跨越多 种学科范围的专业，有关生育的生理学，有关性别和种族的生 物学，有关家庭和大的群体中的社会学，有关农业和工业生产 的经济学，以及世界贸易和国际政治。
人口学家描绘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融合的网 络。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循环关系，在这方面，就与一 个生态领域一样，每一步与其他的几步发生着联系，所以，人 口增长率当然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结果，因此在这同时，人 口的规模就会随着出生率的提高而增长，并随着死亡率的提高 而减少。另外还有一个由社会因素所促成的相反的影响，即意 欲中的家庭规模的影响。如果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很 高，就可能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要孩子的欲念，因为这个家庭试 图获得想要得到的、幸存的孩子的数目，以便弥补预料要失去 的那个数字。由于这种关系，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就可能通过出 生率的下降，来减少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生育率高， 每个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也就会高，这是与婴儿死亡率上升有 关的一个情况。
经济因素也包括在内。如果经济资源有限，那么上升的人 口就减少了人均可使用的资源，因此也就会降低了生活标准， 而且因此会提高死亡率。同时，一个高的生活标准可能降低结 婚的年龄，这又会提高出生率。另外一方面，如果有足够的资 源可用，人口的增长——由于增添了劳动力——就能够导致经 济活力的增长，这就又能提高生活水平，且后者在出生率和死 亡率的影响上产生作用。另外，由于经济活动程度的提高，教 育程度也可能改善，它们反过来可以使结婚年龄、妇女就业以 及对现代避孕技术的使用比率提高，从而使出生率减少。而且 除了所有这些关系外，还有政府巧妙的政策，它可以通过宣传 或经济刺激来使出生率增长，或通过同样的手段使其下降。
鉴于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人口学家们在他们有关预测人 口增长的原因，或者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方法上，常常产生分 歧，这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其实，由各种影响所组成的 网络，在每个国家里，以及在每种文化、或者经济层以内，也 是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的。不过，人们确实获得了一个总 的印象，就是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赞同，自我调节的倾向是人类 人口系统的特点。
人们一般也认识到，世界人口是不能没有差别地增长的， 因为有着来自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资源的限制，如食品之类。 不过，世界最终生产食品的能力的大小，也是产生分歧的一个 重要原因，而且，在可能做人口规模是有着某种限度的结论的 同时，在这种限度可能存在的地方，仅有的也是一种或多或少 的，不无根据的猜测。
人口学家们知道大量有关工业化国家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及 社会诸因素之间的联系。“人口变迁”是这方面的特点，这个 特点在第七章中已经叙述过了。总的来看，在工业化国家里， 有着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显然是一种对繁荣的自然的社会 反应。这似乎是这些社会对获得的财富做出反应的一种方式， 倘若这些财富在改善他们的福利，和增强他们对未来信心等方 面，都是可用的话。
在工业化国家里发生人口变迁的真正原因，是特别有意义 的。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总的死亡率和婴儿夭折率在过去一 些年里都在持续下降。最初，出生率保持在高水平上，以致人 口增长非常迅速。后来，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或多或少地在共同 下降，结果人口继续增长，但不如以前快。最后，最近的人口 变迁的状况则是，出生率下降得特别快，减少了由于死亡率下 降而过剩的数字，因此，人口增长相对慢了下来。几乎在所有 的先进国家里，这种出生率的下降都出现了，这时的死亡率大 约是1－1.2%，婴儿的夭折率大约是2%。这样在工业化国家 里，出生率只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可能要50－l00年的时 间——就达到了与死亡率最相近的相称的程度，即取得了最低 限度的死亡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条件改善的结果。换句 话说，人口平衡也是通过社会的物质进步所获得的。
在把这些变化的过程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倾向做比较时， 一些非常重要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都会被发现。整个来看，这种 情况可如下概括，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在他们还没有达 到先进国家所特有的最低死亡率的地方，总的死亡率和婴儿夭 折率也是逐年下降的。与工业化国家一样，当最低死亡率达到 1－1.2%时，出生率好像下降得特别快。这种情况可以在台 湾、太平洋各岛，日本、塞浦路斯、以色列以及新加坡的人口 动向中看出来。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里，如委内瑞拉和哥斯达 黎加，已经达到了最低死亡率，但出生率并未下降。不过，在 所有这些国家里，婴儿夭折率——一直对人们意愿中的家庭规 模起着重要影响——都达到了工业化国家所具有的最低数值 （1.4－1.8%）。但无论在哪儿，尽管其婴儿夭折率在下降，可 是只要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上，其出生率也就高。这样，在印 度，婴儿的夭折率在1951－1961年间大约是3.9%，而出生率 大约是4.2%，拉丁美洲国家则保持着持续的高出生率（4.5～ 5%），婴儿的夭折率在5－9%之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 生育率仍然明显超过死亡率，所以人口增长非常快。
判断人口增长的未来进程的科学论据，并非是确定无疑和 做了定论的。任何与未来有关的结论，都是从过去的发展倾向 中得出来的一个推断。根据所挑选出来的过去的资料，可以得 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从一方面来看，有可能从当前世界上很多还不发达国家的 出生和死亡率的发展倾向的推断中得出结论，即当前高度的人 口增长率将一直要持续发展，直到人口规模和需要的资源之 间，出现了灾难性的绝境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能使这 些国家接近人口均衡的手段，就是一个减少生育率的运动，尽 管死亡率和婴儿夭折率仍然很高。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影响生 育率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微妙因素也被注意到了，并且能提出证 据来说，那些得以成功地使出生率和死亡率取得几乎平衡的社 会，是因为它们的死亡率和婴儿夭折率达到了最低限度，那 么，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尤其重要的是，根据这种 看法，最大的努力应该是消灭发展中国家的明摆着的和潜在的 饥饿，这种饥饿已由巴西营养学家约瑟·德·卡斯托有力地描述 过了。如果这些观点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就有理由期待那些呈 现着高度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在他们达到所必需的低死亡率和 夭折率时，能够以比他们过去更炔的速度降低出生率。假如是 这样，就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生活标准，和特别降低婴儿夭折率 来达到人口平衡。
对这种通行的人口论据的一种保守看法会认为，这两种可 选择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仍然是孤立地由资料作依据的。实际 上，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相互孤立的，很明显，直接降低出生率 的努力，和改善生活条件及减少婴儿夭折率，都可以对降低人 口的增长起到作用。这种双重方式可由最近的一个建议来作例 子，这个建议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既提供产前和儿科医 疗，同时也提供避孕服务的诊所。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侧重于努力去改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 况。有几个国家还特别努力推广避孕，最近中国政府的声明就 是一个例子：
我们当前的人口规模并没有提出使我们感到为难的问题。但是，按目前人口增长的比率，在下个世纪到来之前，将肯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 的困难……政府将采取可行的行动计划。……在实施当中不会有强制手段。它们都将遵循自愿的原则，而且，……如果个人制定了他的家庭生育计划，政府将随时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
然而，那些在人口增长中看到的是一个对生存的最大威胁 信号的美国人，却不赞成允许每个国家在致力于改善生活条件 和卫生及努力控制生育之间，去选择自己的平衡方式。他们敦 促美国使用实力来从外部支配这个决策：
我们（美国）应当：从一个人口不断扩大的国家撤回所有的援助，除非这个国家能使我们相信，它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要限制它的人口。……极端 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应该用来促使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来解决这个世界上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这些措施有点像是镇压的话，那也应归咎于那儿还有选择的余地。
如此，一个鼓动向发展中国家引入直接控制生育措施的决 定，我认为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一个社会去敦促，或迫使另 一个社会去采取这样一项措施，从道德上看是正确的，在政治 上也是无问题的。然而，人们也因此必然要预料到一个来自这 些国家的反应，这个反应也是政治性的。从他们的角度，他们 也会公正地指出，这样一种直接减少出生率的措施，在缺乏一 个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低死亡率和低婴儿夭折率的情况下，即使 在较先进的国家里也不是一个能够遵循的方式，而且事实上， 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以预料，他们也将会对把 人类道德选来做这样一种巨大的、没有把握的试验而提出疑 问。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从道德的信念上，以及从政治的观点 上，都认为前面所说的方式是专横的，并且是对人类价值的侵 犯，那么人们就能够采纳这样的观点，即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 人口增长，应该通过无论在哪儿都已经取得成功的同一途径来 取得平衡，这个途径就是把改善生活条件、减少婴儿夭折率的 紧急努力，社会安全措施，以及对人们想要多少孩子的计划施 加影响，和个人的、自愿的避孕实施加在一起。这也是我本人 希望能予以协助实施的观点。
那种已确定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答案的政治前景，有两 个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做了很好的证实。这两个报告是由同一 个组织，即经济发展委员会（CED）所发布的。为了简单起 见，我将其中之一称作报告A，它做出的结论是：
过去十年的经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低收入的国家打算迅速发展，他们就必须避开，或者使自己摆脱‘人口的陷阱’，我们提出它的用意在于， 人口增长率是那样大，以致它们已接近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就阻止了人均生产上的显著增长。为了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家庭计划生育的措施必然起一部分作用。
与此相反，报告B（这是处理拉丁美洲问题的）则宣称：
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要快。很自然，这种情况减缓了人均国民生产的增长。但是这个事实不应被看成是决定性的。提出计划生 育，或者较委婉地说，是家庭计划，来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其实施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拉丁美洲的经验证实，这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解决它的不在于控制生育，而是增加食品生产和加强经济开发，他们 可产生高生产力，从而也产生较高的生活水平。
尽管这两个报告都来源于同一组织，却在人口问题上采取 了对立的观点。关于这一点，重要的不仅仅是它们相互对立的 观点，还在于它们各自的来源。报告A急于在发展中国家施 行家庭计划，它是由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资源和政策委员会起草 的。报告B强调改善营养和降低婴儿夭折率，而不是控制生 育，它是由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美洲各国商业和生产咨询委员会 起草的，这个机构由下列国家的代表组成：秘鲁、智利、巴 西、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 拉和美国。为了让事实完全清楚，来自美国的个别代表发现， 有必要在这个报告上附加一个极不同的看法，其大意是：“这 个文件夸大了它抵制控制生育或家庭计划的方面。”
从前面所叙述的情况来看，拉丁美洲国家是希望为他们自 己寻求一个曾经是先进国家所遵循过的途径，以达到人口平 衡，这个途径就是提高生活标准，减少死亡率，其后才是普遍 经历的出生率的减少。就他们而言，北美国家正在敦促穷国走 一条通向人口平衡的途径，就是一条需求把人口审慎地限制在 能与有限的资源相平行程度的路。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 一个社会，包括北美国家自己在内，在生活条件完全低于较先 进国家所取得的水平的时候，即在由高死亡率和高婴儿夭折率 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生活水平下，能够遵循这样一条路。控制世 界人口增长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的附加部分—— 在富有的、技术先进的国家，和穷的、技术落后的国家之间的 关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处于 斗争的焦点。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这两组国家在 历史发展中的联系。
最重要的联系之一是由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方面 是这里一直在讨论中的，即现代技术对先进国家的环境的影 响，以及贫困和迅速的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后果。先进国 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应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去劫掠自然资 源的后果。如我们所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方面是大量 以使用天然产品为基础的。这些在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可用物 质，如橡胶、脂肪和石油，以及棉花，在殖民时期，成为较先 进国家掠夺的对象。完全有证据说明，殖民主义对现在这个世 界人口的增长率的迅速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内森·凯费兹所做出的结论，他 的根据是他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影响的分析。他认为，在 1800－1850年期间，西方国家使世界上的人口增长超出了1 亿，其大部分都在热带地区，这是在殖民主义时期掠夺这个地 区原料的一个结果（因为它需要劳动力）。他进一步强调，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技术用合成材料代替了热带的原料， 结果这个在技术上发展了的世界，“不是再一次按照人们的意 愿，对几乎所有的热带地区的人口的进一步自我扩大起了作 用”。
因此荷兰人把现代的技术带到了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 地，从而改善了当地人口的生活条件，并减少了死亡率。而 且，按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看法——他曾对印度尼 西亚在殖民时期的人口进行过仔细的研究，荷兰人显然是鼓励 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增长的，其目的在于增加他们在掠取这个殖 民地的自然资源时所需要的劳动力。但是，作为生产增长的结 果而获得的大部分财富，并没有留在印度尼西亚。它们被荷兰 人所取得，荷兰人在其自身的人口变迁过程中，始终依赖着这 些财富。结果，人口增进，即印度尼西亚人口变迁的第一阶 段，与荷兰人口变迁的第二阶段——人口极限联系起来，这是 一种人口学上的寄生状态。这样，最终则出现了一种反常现 象，由于战后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印度尼西亚的天然橡胶贸 易衰退，于是更进一步缺乏可以使他们进行控制人口的经济发 展的机会了。
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成了在先进国家的环境危机与发展中 国家人口问题之间的重要联系。战后用合成产品来代替天然产 品的倾向，加剧了先进国家中的环境工业上的压力，阻碍了发 展中国家为适应他们日渐增长的人口上的需要而做的努力。我 们，这些在发达国家的人所愿意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要依 靠我们的技术恩惠。可是很快就会明白，援助将需要其他途 径。如果世界要恢复环境上的平衡，发达国家就需要依赖在生 态上要付出代价的合成物质，而更多的依赖由天然产品所产生 的商品。这个进程，在生态和经济背景上，都应该是最集中在 世界上的发展中地区。
同时，很多由先进技术导致的环境上的不幸之事，也正被 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在由华盛顿大学自然系统研究中心和保护 基金组织的一次大会上，观察家们报告了一件又一件新技术被 引进到发展中国家后，所引起的未预料到的生态上激烈反应的 事例。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斯旺水坝，这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在 这里，与水坝所提供的电力和水利相对照的平衡反应，必然是 一种严重疾病——血吸虫病的传播，它是由生活在水渠里的螺 丝所带来的。卡里巴水坝也在非洲，它传播着一种苍蝇产生的 疾病，并且毁灭着沿河一带人们生活所赖的农业。在拉丁美洲 和亚洲，滴滴涕和其他合成杀虫剂的引入，常常引起新害虫的 发生，这是由于它们的天敌被杀死了，而同时，害虫自己反而 有了抵抗力。在危地马拉，开始实施一个以集中使用杀虫剂为 基础的疟疾“扑灭计划”，在其后的12年里，传播疟疾的蚊子 变得有抗药能力了，疟疾病例反而高于这个运动开始之前。危 地马拉妇女母乳中的滴滴涕含量，在迄今为止的报导中都高于 世界上的任何地区。我们也不能忘记，与此可联系起来的，是 美国落叶剂战役。在越南集中强行使用的一种除草剂，是有毒 的物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使用到如此规模。于是， 发展中国家，是那样急切地需要得到技术上的好处，结果是得 到了比他们要分担的各种不幸还要多的灾难。
环境和人口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技术经济和政治实力掠 夺的非有意的结果。因此，它们的解决也必须从这个艰难的角 逐场中去寻取。这个任务是史无前例的，无论在它的规模上， 复杂性上，或者紧急性上。
要去寻求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其 基本问题是生物本身——限制人口和保持生态平衡，于是就存 在着一种缩短这个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网络的运转范 围的诱惑，而欲去寻求一个直接的生物解决的办法，尤其是在 人口危机上。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简化论的企图是要失 败的。
例如，假设我们打算采用农学家威廉姆和鲍尔·帕多克敦 促我们解决世界人口的方法。他们提出，对受饥荒威胁的国 家，使用一种分类法——一种实际上是军事上的对症下药法， 即把受害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严重受害而不能拯救的，另一 类是可以通过立即治疗而抢救过来的，还有一类则是虽然在蒙 受痛苦，但不需要通过治疗就可痊愈的。这样，像美国，就可 以决定哪个国家已经在匮乏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不可救药 了，哪个国家可以在美国的资助下得到拯救。抛开它的令人可 憎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特点不谈，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一条通向 生物灾难的道路。匮乏繁殖疾病，而且在现代世界上，传染病 是很少能被国界所限制的，帕多克计划将要向地球宣告一种生 物战争。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政治上的后果。哪一个国家，当 它被那个尽管是盲目的，却把它带入到它的悲惨境地的非常社 会宣布为死刑时，会情愿去忍受惩罚？帕多克计划所宣布的将 不仅仅是那些无望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在政治上的混乱和战 争。这种政治堕落的第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美国自己。我们可 以引用这个悲剧计划的炮制者的话来作证：“这个分类的弱点 在于它要被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府所实施。”如果这个计划被 采纳，这种弱点将会延续多少时间？
在过分夸张了的技术实力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之间的关系 中，存在着重要的对比。技术和人口增长两者都采取了一种自 主的，不受控制的神像外观，威吓着要压倒在它之下的人类。 完全可以理解，其反应是恐惧和惊慌。自我保护变得高于一 切，人道主义成了一个早期的被愚弄者。人们从“为反犯罪而 战”、“为反贫困而战”，转向了为反人民而战。
纵观过去的历史，人类一直在为对付人类大家庭里的各种 冲突而斗争着。我们所了解的文明的优越性之一，也一直是它 如何逐渐地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来解决这些矛盾，而不 是通过强者毁灭弱者来解决这一切。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 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但它不是一个社会手段，而是一个生物 手段——死亡。我认为，强行的人口控制在实质上与它是一致 的。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应该从环境危机和人口问题上吸取的重要教训：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并且使我们的自然遗产和我们人类自身保存下去，我们至少一定要寻求通过一种社会 的手段，来解除社会邪恶对这两者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