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面部分所涉及的都是环境危机的各种根源。我认 为，各种分析已经使它很清楚了：危机既不是一个自然的骤然 而来的结果，也不是人类的生物学活动的力量用错了方向。地 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为人是某种特别肮脏的动物，也不 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 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由人类劳动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资源 中所摄取来的财富的方式。一旦危机的社会根源被弄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计划可行的解决它的社会行动，这些正是本 章所涉及的内容。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社会与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最 重要的联系是技术。现在已经控制了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 的很多生产的新技术与生态系统相冲突的事实，是非常值得注 意的。是它们使环境恶化了。我们怎样才能说明这个现代技术 中的错误呢？
对于这一点，注意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是 很重要的。技术似乎经常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在起 作用，比操纵它的人类还有力量。例如，对未来事件的信心十 足的预言一般都被认为是超越了普通人的能力的。对技术则不 然。按照一个权威的技术爱好者西蒙·瑞莫的说法：
集合起任何一群能干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去从事一种在其专业领域里领先开发的工作，就有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列举出他们在其所要标明的阶段里可望发生 的重要事情的实质部分。似乎技术拥有一个由它转动的水晶球。
技术专家对技术的前途趋势如此肯定，有一个原因，是由 一个最聪明的研究技术的社会作用观察家约翰·肯尼思·盖尔布 瑞斯提出来的，他说：
对技术来说，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知道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解决之前，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了。
在这个简短的陈述中，盖尔布瑞斯精彩地赋予技术一个特 点：它建立在信念，即对它本身的信念之上。确实，技术的实 力是那样明显和彻底，就像要吓倒它的批评者那样。所以，杰 奎斯·埃留尔——对技术在人类价值上的后果最严厉的批评者 之一，写道：
技术变成有自主权的了，它把一个遵循着其本身规律的世界变得无所不收，使这个世界抛弃了一切传统。……技术一步步控制着文明的一切因素……人类 自己也被技术击败，而成为它的附庸。
所以，这两种有关技术的看法，以及那些热心于“反主流 文化”的人，似乎都把技术看成自给自足的、自主的偶像，相 对不受人类不可靠的影响，而且不大受人类愿望的支配。那些 赞美技术竞争性的人认为，人类需要去适应它。如按照瑞莫的 看法就是：
我们现在就须计划与机器分享地球……我们要成为合伙人。机器为了它们最适宜的运转条件，要求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合伙人。我们也想由自己来做各种安 排。但是我们又想要机器能够提供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须让步。我们必须改变社会的各种规则，以便我们能和它们和谐共存。
在这里，瑞莫认为，机器有着某种自主的“最适宜的运转 条件”，而人类只能声明“想做安排”。因为已经有了这种既定 的不平衡，所以，固有的让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号召在社 会规则上来一个改变，而不是在机器上。
阿奇贝尔德·麦克莱士对那些相信人类价值优先权的人最 终所受到的挫败作了令人感叹的表达：
在广岛轰炸之后就已经很明显了，即科学并不忠诚于人类，而是忠诚于真理——它自身的真理，科学的法则并不是善的法则——即人类所谓的善、道德、 崇高、人道的含义上的法则，而是可能获胜者的法则。让科学去认识科学所必然认识的事物，是可能的；让技术去做技术将必然要做的事，也是可能的。……挫折——一个真正贬值的挫折——我们今天深陷 于其中的挫折，将不会放开我们，直到我们再次相信我们自己，再次认定我们对生活的统治权力，对我们财富的管理权。
在这种情况下，意义就在于技术的不可靠已成为环境危机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了。所以尼克松总统使选举他登台的人大为 惊讶的是，当他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就用很大的篇幅来讲环 境危机，并特别强调“在街上的犯罪”，他提出靠动员“那种 在最初创造出这些问题的同一个发明创造来源”的能量来解决 它。
当尼克松总统的咨文成为前面章节中占主要地位的现代技 术在生态上失败的证据的时候，仔细地检验他所提出的解决办 法将似乎是非常慎重的。这是因为，如果技术确实是环境危机 的罪人的话，那么发现它的“发明创造者”在哪方面挫败了我 们——在把我们未来的生存交付给技术对它自身的信念之前， 纠正它的缺陷，可能是明智的。
污水处理的技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方面的基本问题在 前面已经论述过了。污水含有相当可观的有机物质，当它被倒 进河流或湖中时，它就会产生一种对氧的不同一般的需求，氧 在腐生细菌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的分解时被消耗了。结果， 这种情况普遍使地上水的供氧欠缺，并杀死了腐生细菌，从而 使水循环的作用终止。让我们和卫生设备的技术专家们一起看 看如何处理这些污水吧。首先遇到的技术问题是：怎样才能使 污水在进入地上水之前，就减少它对氧的需求，于是方法被设 计出来，把腐生细菌安置在一个净化站中，并使其驯化，通过 人工为输入的有机物质供给充分的氧。从净化站放出的是大量 的由腐生细菌活动而产生的无机物残余。这些无机物不存在对 氧的需求，于是问题就如已所述的那样解决了，现代污水处理 技术也就被创造出来了。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剧情说明，它讲了一个故 事，充满着对技术坚定不移的信念，它的结尾似乎是令人愉快 的。很遗憾，离开了舞台，到了自然的河流和小溪中，这个剧 情说明就有点不妙了。现在，处理过的污水带有丰富的蜕变无 机物残余——二氧化碳、氮和磷酸盐，它们在自然领域里，是 水藻赖以生长的物质。由于有了大量的肥料，水藻生长，然后 又很快死了，放出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质又产生了污水处理 曾经除掉的污物。技术专家们的胜利被破坏了。这个失败的原 因是很清楚的：技术人员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范围确定得过于 狭窄，在他理解的视野中所看到的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而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是一个无穷尽的圈子，如果在任何一点上 有压力，它都将崩溃。这同一错误也是每一种现代技术在生态 上的失败的隐患：仅注意了在自然界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的一 个单独的部分。
再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洗涤剂。在这里，技术的目的 只是要研讨出一种合成洗涤剂来代替肥皂。有关有机合成洗涤 剂的研究想要回答的也仅仅是有关这个目标的问题：这种洗涤 剂是一种良好的洗涤媒介吗？它在家庭主妇的手中是润滑的 吗？它能使抹布变得比白布还白吗？它能卖出去吗？没有人来 询问当洗涤剂流入到排水沟和进入到生态系统中时，它的命运 将如何。进行过很多关于洗涤剂的消费者接受程度的测验，但 是洗涤剂的最大消费者即地上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微生物却 被忽视了。结果则是技术上的失败。因为那种有机的不能降解 的洗涤剂已经不得不从市场上被赶出去了。
然而，甚至就在公众方面已有了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经 验，洗涤剂专家们还是在坚持他们的狭隘的方法论。我回想起 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是在一群化学工程师面前，紧接着关于 富营养问题的讨论之后。在我指出进入地上水的硝酸盐和磷酸 盐如何刺激了水藻的过度生长，以及从洗涤剂中除去磷酸盐的 重要性之后，一个大洗涤剂厂的雇员发言了。他说，他们公司 正在努力找出一种代替洗涤剂磷酸盐的物质。当我问到他们的 研究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好的前期成果时，他急不可待地回答 说：“有的，是一种聚合硝酸盐。”
后来，工业界确实开始建立生产一种以硝酸盐为基础的物 质NTA代替磷酸盐的工厂了。只是因为在实验室的动物身上 发现NTA会导致生育缺陷，才延缓了这类工程的进行。与此 非常相似的是，当工厂主们被要求除去非降解的洗涤剂时—— 因为这种洗涤剂的带分支的分子对微生物降解有抵抗力，他们 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单一的问题上，生产出一种无分支的“可 降解”的洗涤剂分子。他们忽视了附着在新分子上的苯基，这 种物质在地上水中可以被转化成石炭酸——一种有毒的物质。
技术专家们的管中之见对化肥问题也有责任。在这里，单 一的目的是要增加农业产量，因此直到地上水中产生的污染降 临到我们身上时，才注意在生态系统中多余氮的去向。
杀虫剂技术的目标也只在害虫上，忽视了它对在自然界中 控制着害虫的野生动物和人类食虫者不可避免的后果。
现代化高功能的汽车，是一种除了动力几乎什么也不要求 的单意向技术的纪念碑，它忽视了由高压缩引擎的热所产生的 那种综合毒性燃烧物质。
合成塑料是一个经过大量细微的研究和探索后的最后产 品，但是全部的努力都专门集中在一个特殊的使用上，即使塑 料成为一种纤维、瓶子或者包装材料。没有人去为这种物质在 不能使用后闯入环境时的归宿而费心。
阿斯旺水坝和其他的大型工程一样，是希望用来生产电力 及为一个永久的灌溉系统贮存水的，但是这个灌溉沟渠在传播 着一种严重的疾病——血吸虫病的影响却被忽视了。
汞被引用到化学生产上，是取其在电和化学上的特殊性质 的优越性，但是废汞会流入水生生态系统，并在鱼体中聚集起 来，这个问题出现时，是使人感到突然、不快和惊异的。
核弹本来是想用来做爆炸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直到 受到外界压力的逼迫之前，政府负责机构都一直试图回避这样 一个事实：他们设计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爆炸物，而且是 制造全球生态灾难的手段。
这些污染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新技术中还有某些不成 熟不完备的地方，而是因为它们在完成其既定目标上，取得了 极大成功。一个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站之所以导致了水藻的过度 生长和综合的污染，是因为它在其污水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植物 养分，就如它曾经被有心计划的那样，使得亚硝酸盐污染物排 入溪流和湖泊之中，也恰恰是因为它们非常成功地达到了提高 土壤的硝酸盐含量的目标。现代化的高压缩汽油引擎导致了烟 雾和亚硝酸盐污染，是因为它是完成了它的设计标准——发展 出一种高水平的动力。现代合成杀虫剂杀死了鸟、鱼和益虫， 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被昆虫所吸收，并且杀死了它们，这正好 是它们被希望的。塑料破坏了景观，是因为它们是非天然的合 成物质，即被有心设计出来抵制分解衰退的，这种稀有的特性 正是它们技术价值的基础。
现在我们能开始体会到如何去说明这样一个矛盾了，即在 技术被认定的绝对可靠性和它在环境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失败之 间的矛盾。事实上，新技术在它按其所应达到的目的来检验 时，它并没有失败。前面所说过的核武器技术的目标——使炸 弹爆炸，已得成功，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的坟墓和我们骨骼中的 放射物，无论从哪一点上都对此做了证实。从同一角度来看， 污水处理站也是成功的，因为不管怎样，它已经达到了减少污 水的生化氧需求。同样，氮肥也达到了农学家要达到的目的 ——不断增长的谷物产量。合成杀虫剂杀死昆虫，洗涤剂洗衣 服，塑料也非常有效地装着啤酒。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所涉及的不仅是技术上的与其价 值相平行的某些错误，而且涉及到一个来自其在农业生产上的 基本成功中的失败。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 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 目标上。
那么，为什么现代技术非要由那样一贯不顾生态影响的目 标做指导呢？我们可以再次向盖尔布瑞斯求助。下面是盖尔布 瑞斯关于技术的定义，它尤其与生产有关：
技术意味着科学和其他已被掌握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应用。它的最重要的影响至少对经济学的目的来说，是迫使任何这样一类工作中的划分和再划 分成为它的组合体。因此，而且只能是因此，己被掌握的知识才能被用于实践。特别要明确的是，即不可能把已掌握的知识用于生产一个整体的汽车，或者生产一个车身和底盘，它只能在这件工作被再细分下 去，以致于开始与某些科学或工程知识已占据的领域相联结时，才被应用。尽管冶金知识不能被应用到整个机动车的生产中，却可以使用在冷却系统或引擎滑轮的设计上。当机械工程不能被用于机动车的生产中 时，它可以被使用在机轴装置上。当化学不能被应用到一个小汽车的整体组装中时，它可以在修饰和整洁的部分起决定性作用。几乎所有技术的成果以及很多现代工业的形成，都是从这种划分与再划分工作的需 求中产生出来的。
现在，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的原因已经变得清楚了，和汽 车不一样，生态系统不能被再划分成可随意处理的几部分，因 为它们的特性就在于是一个整体，在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一种强调只是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是临近失败的方法。盖尔布 瑞斯对技术怎样被运用到一个汽车生产的叙述——一部分接着 一部分，非常精确他说明了它是怎样在一系列谬误中被使用的 情况，正是这些谬误制造了环境危机。它说明了为什么技术可 以按意向设计出一种有用的肥料，一种高功能的汽车，或者一 种效力很大的核弹。但是技术，像目前所分析的那样，是不能 应付化肥、汽车或者核弹所闯入的那个整体系统的、灾难性 的、生态上的奇袭的——水污染、烟雾，以及全球性的放射 尘，成为不可避免的。生态上的失败显然是现代技术本性的必 然结果，正如盖尔布瑞斯所赋予它们的定义一样。
把这一点认识加到那种认为“在知道问题要如何解决以 前，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的信念上，问题就变清楚了，为 什么技术时代里，我们是在意识到各种后果之前，盲目而庄重 地在自然中活动着。在大众的印象里，技术专家们被看作是现 代的魔术师，一种科学的魔术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比 魔术师的徒弟还差的魔术师。
在这一点上，要是能证实，如果技术的目标是指向一个作 为整体的系统，而不是某个明显多于受到影响的部分，那么， 由正当的科学知识恰当引导的技术，在生态系统上也能够是成 功的，那可能将会有用处。可以再考虑一下污水处理的问题。 一个从生态学上来说是正确的技术，首先应该是一个用于处理 像污水之类的有机废物的自然方法的说明。当然，这是土壤生 态系统，它把有机物重又并入到自然的营养范围之内。但是， 假如很多人都不再住在靠近土壤的地方，而是聚集在城市里， 很明显，生态上正确的从城市运出污水的方法，就是把它们转 到土壤里。
那么，假定这种污水不是像现在那样被引入地上水中—— 不论是直接地，或是经过处理地，还是通过管道，由城市收集 系统运送到农业地区，在那里，经过了适当的消毒手续之后， 被并入土壤，这样一种管道会真正把城市人口与土壤的生态系 统并为一体。这将会恢复那个领域的完整，并可附带结束对无 机氮肥的需求。这种肥料也是对水生态系统的一种压力。那 么，城市的人口就不再位于土壤圈子以外，从而既无能力对这 个圈子造出一种相反的生态压力，也无能力对水生态系统输出 一种实在的生物压力。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没有环境冲突 的状态，并不是通过返回原始状态而获得的，它并不是要人， 而是要污水重返土地。这需要一种新技术上的进步——一个污 水管道系统的建设。
生态的生存并不意味着抛弃技术。它只是要求技术产自科 学的分析之中，这种分析对技术要闯入的自然界是适当的。
这便说明，在现代技术的生态上的失败之后，还存在着一 个它的科学基础上的相应的失败。让我们再来引用一次盖尔布 瑞斯的话，技术的支离破碎的性质，是由于需要使技术工作 “与某种科学或工程知识所占据的领域联接起来”而决定的。 所以，在技术上的谬误，看起来是来源于它的科学基础的支离 破碎的性质。
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体系中以及在对自然界的综合理解上 有着一个特殊的谬误，我认为这个谬误有助于说明技术在生态 上的失败。这个谬误就是在理论和概念上的简化。这种观点认 为，对一个复杂系统的有效的了解，可以通过调查它的孤立的 各个部分来取得。这种还原的方法论，是很多现代研究中所特 有的，但对正受着恶化威胁的广阔的自然系统来说，它并不是 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水污染威胁着一个完整的生态网及其 众多的有机物，从而它对整个自然系统的影响，并不是靠实验 室对分离的有机物质的纯细菌培养的研究所能适当描述的。与 这种概念相反的是“整体论”，它的权威代表是洛克菲勒大学 的勒内·杜博斯，他在分析人和自然的内在联系上，做了非常 杰出的工作。
还原论的思想，对我们了解在环境中存在着危险的生物系 统，一直有着一种特别不利的影响。生物学已经成为美国一种 很盛行的并为人所支持的科学，它正在产生一种新的知识财 富，培养着一批精通其新的方法论的科学家。但是，现代的生 物学研究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所支配着的，即了解生命的最有成 果的途径是发现一种特殊的分子组成的结果，它可以被看成是 一种特殊的生物过程的“机械构造”。土壤生物学的复杂性质 或在一条河流中氮循环的敏感的平衡，都不能够简化成简单的 分子结构，可是现在却常常被当成和某种手抄本一样的枯燥无 味的遗物。出于这种对分子生物学的纯粹的热情，对污水的生 物学研究就成了一种笨拙的和令人讨厌的功课，简直不值得 “现代”生物学家们一顾。
这是有助于解释在美国环境科学中的一个严重的矛盾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物学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 是，对那种深刻的变化，我们也一直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在同一时期里，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物环境之中。 例如，我们缺少有关铅、汞、铜以及其他金属污染物在土壤、 水和空气中的含量的历史资料，对烟雾和其他城市空气污染的 国家测定也仅仅在最近才开始，而且还是很不完全的。由于缺 乏这种最基本的资料，就很难去说明现今的污染程度。我曾经 要求一个政府研究官员来解释这种缺乏的原因。回答是直率 的：为了研究而测定环境污染物的建设，几乎总是在单调呆板 的研究的藉口下遭到反对。不论从哪一点来说，这种资料能给 “基本”的生物学知识提供些什么？这种“基本”的生物学知 识总是绝对地以试管资料中产生的分子理论的角度来得到诠释 的。很幸运，在最近几年里，因为要直接应付环境危机，国家 科学基金会着手领导建立全新的研究支持项目：国家需求的应 用研究，这是一个有着悲剧意味的迹象，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制 定出一个重要的为“国家需要”服务的新的研究项目，先前的 项目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
还原论还并不限于生物学，它在现代科学——作为一个整 体——中也是一个具有相当支配地位的观点。它常常引导社会 学家成为心理学家，把心理学家引导成生理学家，把生理学家 变成植物纤维生物学家，植物纤维生物学家又变成为化学家， 化学家变成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则变成数学家。还原论趋向于 使各种科学学科彼此孤立，并使所有的学科孤立于整个世界之 外。在每种场合中，这个学科都被明显地置于对自然的真正事 物的观察之外，生物学家们趋向于研究的不是自然的活的有机 体，而是细胞和最后与它们无关系的分子。这种研究方法的结 果是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了，除非这个学科已被缩减 成最简单的普通命名者。生物学家不能与化学有联系，除非他 把他分析的生物问题缩减成一个分子问题。而且问题就可能与 现实世界变得无关。这种专门的基础学科之间的缺乏联系，是 不容易了解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那些研制出合成 分支链洗涤剂方法的化学家们，如果与生化学家早就有了密切 的联系，就可能会预先受到警告：他们的产品将以失败告终， 因为生物学家们已经知道，这类分支分子能够抵制酶的袭击， 从而会在处理系统中存留下来。
还原论还使各种科学孤立于那些影响着人类生活的问题之 外。这一类问题，如环境恶化与各种复杂的系统有着固有的联 系。生活就如我们过的生活，是不会包括在一个单独的专门学 科之中的。那些触及我们生活的，以及撞击到我们所重视的事 物的实际问题，是很少进入大学图书目录的有条不紊的分类中 去的。如物理化学、核物理，或者分子生物学之类。
例如，为了把城市中可怕的衰变揽入我们的头脑，我们需 要了解的就不仅是经济学、农业和社会规划的原理，而且还要 有空气的物理学和化学、水系统的生物学，以及家鼠和螳螂的 生态学。一句话，我们要懂得那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科学和技 术。
但是，在科学社会中的我们，是在不同的传统下成长起来 的。我们无可辩驳地为我们意识上的独立性而骄做，知道这些 独立性对于探索真理是多么必要——而为我们常常不得不为坚 持这种独立性而斗争。然而科学家们有时可能有着一种倾向， 即把意识上的独立性转受为对所有在他们脑子中还未出现的问 题，都采取非回避不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使他们脱离真正 和紧急的社会需要，而且常常是同时与他们的研究相脱节的。 结果，科学变得太脱离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并且不能很好地 懂得这个世界所遭受到的威胁。
简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下列的顺序来追溯环境危机的根 源。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 入引起的，这些技术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它们是被用于 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副作 用”。这种副作用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 孤立于整体的生态网络之外的。反之，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 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 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 论者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 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
科学与这种实际问题的脱离有着另外一种不幸的后果。大 多数人对科学学科的兴趣要少于其们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影 响。而科学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种问题的脱离，就更限制大多 数人对环境问题的科学背景的了解。但是这种公共知识对于解 决每一个环境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们都不仅要依赖科 学的资料，而且最终要取决于一种公共的裁判。这个仲裁可以 平衡以一种特殊的技术中所获取的利益和与其相联系的环境危 机之间的冲突。
其实，公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关于现代技术的重要问题： 它有代价吗？无论我们是从直接的盈亏角度，或是从比较抽象 的社会福利的角度来提问，这个问题都是严重的。很快，或者 以后，人类的每一个努力——如果它要坚持不懈，都必须通过 这个简单的考试：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吗？
就大多数环境问题而言，似乎使人感到这个问题已经被答 复了。不论怎样，电力公司似乎在急于建立核力发电站，而不 是热力发电站，农场主们迅速地采用了新的杀虫剂和化肥。很 明显，他们的账目告诉他们，新技术在收支之间产生了最好 的、可能有的盈利。但是，环境危机却告诉我们，这些计算是 不完全的——那种特定的支出尚未记入账内。
例如，在一个城市地区内，为一个火力发电厂的运转所付 出的真正成本是什么？明显的成本是资本费用、保养费、操作 费、税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最近发现还有一些 成本，而且甚至已经开始要估出花在这上面的美元价值了。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火力发电站生产出来的不仅是电，而 且还有大量的不怎么可人意的东西：烟和煤烟、硫和氮的氧化 物、二氧化碳、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和热。这些东西中的每 一种都是没有丝毫益处的，并使某个人付出了某种东西。烟和 煤烟增加了每家洗衣清扫的开支；硫的氧化物增加了保养的花 销，我们为有机污染物付出了代价——不仅用美元，而且用人 类的身心痛苦，某种数量的肺癌病例。
这些成本的某一些可以被转化成美元价值，美国公共卫生 局估计，为空气污染所付出的总开支大约每年每人为60美元。 约1/3的城市空气污染来自火力发电的生产，它所占的开支每 人每年20美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增添电力生产的开支，每 四个城市家庭，每年约80美元，这是一个可以估计出来的与 每年的电费有关的数目。
这种计算的用意是明显的，电力生产的隐性开支，如空气 污染是社会开支，它们并不由单个的生产者所承受。而是由大 众来承受，为了发现在很多现代技术利润上的真正开支，我们 需要去寻找和估价由环境污染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开支。
因而每一个环境上的决定都涉及到利益和危险之间的平 衡。这一点在美国官方对待可容许的原子操作所产生的公共射 线曝露政策中反应出来了，它说：
放射线保护标准的制度，涉及到从辐射和原子能的控制使用中所产生的利益与射线曝露危险之间冲突的平衡。这个原则是以联邦放射委员会所采取的立场 为依据的，他们认为任何辐射都包括着某种危险，它的大小全都随着曝露面增加而增加……，各种利益都意味着一种曝露的结果，正如那些专属的负有责任的人们所估计的，它们必然要超出潜在的危险和威胁。
根据这种看法，政府确定了它的指导方针，即一定的辐射 线曝露是可以为一般公众所“接受的”，例如，甲状腺可承受 10个德拉的辐射量。但是因为每一次辐射曝露量的增长都增 加了对健康的威胁，因此还是存在着与甲状腺上所承受的10 个德拉辐射量相联系的危险。有一种计算认为，这10个德拉 的辐射量可能使甲状腺癌的病例增长了10倍，另一种估计认 为，只有50%。不论怎样，只要我们接受了核电要我们付出 的东西，例如市民们将要受到10个德拉的辐射量，那就会有 一些人在某一个时候，将要用他们的健康来作为这个要求的代 价。
其他的环境问题的真实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要减少一种环 境危险的每一种努力，都将会遇到可取利益的挑战，这种利益 正是来自产生它的技术方法。如果射线排放标准要求比较严 格，健康受到来自核力发电的危险就会减少，但是，为了取得 这种结果所增添的花销就会增加电力的成本，而且会影响到核 工业和热力发电站的竞争能力。这样就会严重地削减一个重要 的联邦一级提供经费的技术项目的力量，并引起严重的政治上 的后果。同样，通过把粪便送到田地的方法，来减少来自饲养 场的硝酸盐污染，也是可能的，但这就将减少经营饲养场的经 济实惠。有机肥料也可能被重新引入到那些使用化肥的地方， 以便减少地上水中残留硝酸盐所带来的环境威胁，可是因为无 机化肥在购买和喷撤上都比较便宜，使用有机肥必然使谷物生 产的成本增加。所以城市污染牵涉到很多在成本利益之间的抉 择。例如，如果不用电力集成运输线或者引入新型机动车来代 替城市的汽车运输，烟雾度就不能减少。其第一个行动，即用 电力集成运输线来代替汽车交通，势必要给那些已经不能履行 其职责的城市再加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而第二个行动则意味着 要招来美国经济支柱之一的汽车工业的一系列不满。从同样的 角度出发，1970年，政府关闭设在阿肯色州的潘恩·布鲁夫生 物武器库的决定，受到了当地商会的抗议，他们表示情愿接受 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但要享有与这个生物武器库相联系的 200种工作的利益，这个生物武器库是要借细菌袭击的威胁来 “吓住”一个敌人的。
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谁要成为现代技术的所 罗门（所罗门：古代以色列王大卫之子，意谓贤人，聪明人。），并在天平上掂量靠生态的社会代价所得来的利益呢？ 或者说，谁将为两种考虑之间的权衡来拍板？这两种考虑是： 一个老练的核电站经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一个母亲对她的 孩子健康的考虑。
面临着在核电、射线、硝酸盐水平、光化学烟雾、细菌武 器以及所有其他在环境问题上的技术性的抉择，就会想到去请 教科学家。当然，科学家们可以估价出有关相应的利益：一个核电站每小时可发电多少千瓦，价格多少，或者从氮肥中可以 预计获得的玉米产量。他们也可以估计出有关的问题：在核电 站附近人们所受射线的影响，以及由于氮肥而加重的硝酸盐含 量对婴儿的危害。这些估计都可以从适当的科学理论、原理和 资料中得出来。
但是，没有什么科学理论能够在某个电力千瓦的数字和某 个甲状腺癌病例数字之间，或者在某个玉米产量的数字与婴幼 儿残疾之间做出指导性的选择。这是价值上的判断，它们并不 取决于科学理论，而取决于我们赋予经济优越性和人类生活之 上的价值，或是我们对把国家交给集成运输线，还是交给细菌 武器的才智上的信念，这是一些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正义的问 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们的决定权不在专家们的手中，而 是在人民和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
环境危机是我们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无意袭击后的 遗产，它揭示了那逐步集积着的向灾难发展的潜在的成本。如 果要解决它，就必须通过公开的公众辩论而使这些成本搞清楚 和取得平衡。但是，这种辩论是不容易到来的。因为公众几乎 没有机会去接近那些必需的资料，很多所需要的资料都被包 在，或是保留在政府和工业的秘密中的。挖掘出必需的资料， 并把它们传播到公众中，我认为，这是科学界的独一无二的责 任。为了行使其道德上的权力，公众一定得有适当的可理解的 措词所提供的科学事实，作为这种知识的监管者，我们科学界 应该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市民伙伴们，帮助他们了解在环境中出 现的多种危机。
我认为，在科学家和市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暗示了群众行 动的高涨，这个行动是针对我们最近一些年里所目睹的环境问 题的。这儿有一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1963年的限制核试验条约，这是美国对外 政策上的一个重要逆转，它大概是美国公众和科学界联合起来 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生态上的胜利。在广岛轰炸之后的近 10年里，在美国、苏联和英国迅速地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时， 美国公众对严峻的环境事实是全然无晓的。没有人知道每次核 爆炸都产生了大量的锶90和其他放射物质，不知道锶90会被带 到食物链中，并滞留在正在发育的孩子的骨骼之中，也不知道 任何射线曝露的增长都增加了癌症和其他射线危害的问题。严 格的保密使公众不能接近这些事实，美国人民为核试验付出了 生物学上的代价，甚至当他们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还一点 都不知道。
然而，大约从1953年开始，独立的科学界开始鼓动公布 政府掌握的射尘资料。到1956年，足够的资料已经对那些充 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科学家们开放了。从此，由林奴斯· 鲍林为首的科学家们，首先在美国，后来在全世界号召通过一 个请愿书，以行动来阻止核试验和射尘的扩散。这个呼吁并没 有带来立即的行动，但是它第一次使广大公众开始了解核的危 险。
在那个时候，美国还发展起科学情报运动——（在第三章 中已提及过）在公共情报科学家研究机构的领导下，地方委员 会将有独立见解的科学家们组织起来，努力向公众报告有关射 尘的基本科学事实。这个运动恢复了在政治手段上的一个被忽 视的部分——把大量的资料提供给公众的良知。
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上，我们有一个相当好的历史记 录。先前漠不关心的参议员们被推动起来支持限制核试验条 约，因为他们收到了像潮水一般涌来的愤怒的信件，这些信都 是由那些抗议用含锶90的牛奶哺育他们的孩子的父母写的。参 议员们对他们的选民们的愤怒情绪并没有多少印象（他们对于 这一点早已习惯了），但是他们对选民们知道如何在拼写锶90 这一点却是有深刻印象的。站在他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愤怒的 选民，而且还是已经熟知情况的选民，很可能正是这种情景在 鼓动他们行动起来。而这个压力之所以胜利了，我确信，是因 为它有事实作根据。
当限制核武器条约签订之时，某些观察家们预料科学家们 会失去对射尘的兴趣。但是相反，很多科学家把射尘仅看作是 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涉及到非常难对付的现代技术 对环境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公共教育仍然是很重要的。正 是从这一点出发，圣·路易斯的核情报咨询委员会在它的名称 上用“环境”代替了“核”，而且把它的公告转入现在大家都 知道的杂志《环境》之中。
第二个例子是公众对五角大楼处理神经毒气的胜利。在很 多年里，大量备用的可致人于死命的神经毒气都贮存在罐子 里，并直接放在飞机所使用的丹佛机场的跑道上。这种危险物 一直未被注意，直到科罗拉多环境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向公 众发布了一个真实的报告。这一报告指出，一次倒霉的飞机失 事就可能消灭掉大部分丹佛的人口。这个报告，还有另外一些 由勇敢的科学家们在《环境》上所作的说明，关于神经毒气怎 样杀死了犹他州的6000只羊（一个长期被陆军所否认的事 实）以及有关公众的抗议，终于迫使政府迁走了毒气。遵照其 专家的劝告，陆军部开始用火车拖运毒气穿过全国，以便把它 们倾入大西洋。圣·路易斯环境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曾经指 出了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巨大危险性，并说明这种物质可 以就地处理使其失效。陆军部的态度又一次被改变了。重要的 是，这个新的解除这种物质毒性的决定，和前面要输送它们的 决定一样，也由政府的专家委员们批准了。他们纠正了他们的 基本错误，政府的政策也改变了，不过只是在科学家们发现了 有关事实，并将它们公布于众之后。
第三个例子是，在许多年里，政府花费了好多亿美元和宝 贵的人力资源，用于发展和生产生物武器，只是在不久前才被 放弃了，尽管有军事秘密的限制，关于它们如果被使用，就会 发生不可控制的几个危险性的事实，仍然被勇敢的科学家们公 布于众。他们是哈佛的麦休·麦恩尔逊，蒙大那大学的E·G·普 里佛尔，耶鲁的阿瑟·加尔斯顿，以及恩斯汀医学院的维克多· 西德尔，还有另外一些。
第四个例子，我们要思考是什么使得政府最近做出了禁止 在环境中散播滴滴涕的决定这一问题。答案肯定不是由于工业 专家们的劝告，这些专家们和政府的很多顾问们一起，在很多 年里所说的只是这种杀虫剂的优越性。不是别人，而是蕾 切尔·卡逊，她镇静而勇敢地揭露了生态上的各种事实，并无 可辩驳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依据这些事实，市民们请求行 动。后来采取的行动是悲剧性的。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在美国 市场上滴滴涕是被禁止了，可是工厂主们却越来越多地把这种 杀虫剂运往海外。
第五个例子，面对强大的坚决的反对者，在超音速运输机 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这些反对来自尼克松政府、飞机制造 业，以及很多工会组织，它被看作是环境政治活动上的一个重 要转折点。1969年，来自威斯康星的参议员盖路德·纳尔逊和 他的同事们，在参议院里仅能得到19张反对超音速运输机的 票数，到1970年，他们就以52票的数目击败了对手。在这期 间的一年里所发生的事情是足以说明问题的：公众对超音速运 输机的事实已变得很熟悉了——它的音爆，它对具有保护地球 限制紫外线辐射能力的影响，以及它在经济上的无益，使它受 到了反对。他们的议员们听到了这些呼声。正如一位议员在被 问到他为什么转向支持反对超音速运输机时所说的：“我读了 给我的信件。”
第六个例子，现在让我们向诺瓦尔德·费姆瑞特先生，西 安大略大学的一个动物学研究生表示敬意，因为我认为他创了 世界纪录。他单枪匹马，做出了最快的、大规模的生态上的行 动。1970年3月19日，费姆瑞特写信给加拿大渔业和林业部， 报告说，在注入伊利湖中的水中的梭鱼身上发现了7.09ppm的 汞，这是一个大于所允许范围14倍的数值。加拿大政府立即 做出反应。在一个月之内，氯醛钾制造工厂被确定为汞的一个 来源，这些工厂被迫改变了他们的操作方式。同时，加拿大政 府禁止在这个地区打渔、狩猎，商业性的钓鱼也被停止，污染 环境者受到立法行动的威慑。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计划在加利福尼亚保地加海湾的核 反应堆不建了，这是因为当地的市民委员会在圣·路易斯环境 咨询委员会的协助下，出版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指出，由于 这个反应堆是建立在巨大的圣安德瑞斯断层上，所以如果发生 地震，它就可能破裂；明尼苏达环境咨询委员会做了一个研 究，结果使这个州采用了新的核排量标准，它要比AEC的标 准严格很多；在北加利福尼亚环境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伯克 利成为第一个在其公园和街道里对害虫进行天然的生物控制的 城市；罗彻斯特环境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搜集了水样，揭露 了由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而产生的一个新问题：纽约科学家公 共咨询委员会，发现了一个官方报告，它证实一条新的大约就 要使用的横跨全市的高速公路，可能会产生足以使得行人在街 道上摇晃起来的一氧化碳，因此尽管已经做了周密的规划，这 个工程还是被取消了。
除了这些，还有拉尔夫·纳德和与他一起工作的忠实的学 生们的努力，他们揭露和公布了有关空气和水污染以及保护管 理上的不善。另外，还有由保护组织、社会团体所采取的合法 行动，或者仅仅是由一些坚决的市民个人所采取的阻止环境危 险的行动。所有这些斗争都不仅有公众道德作基础，而且还有 事实作根据，即由科学家们发现，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 而成为公众的看法。
还有一个非常可以说明取得所有这些胜利的理由：这个国 家一直对环境危机的趋势和深度是非常无知的，因为重要的事 实都一直被藏在接触不到的各种报告中，或者处于官方和工业 的保密之中。当这些事实被发现的时候，市民们便准备对利益 和危机做出权衡并进行道德上的判断了。这种判断是导致政治 行动的火花。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一些人大为惊讶。因为在某些政治圈子 内有一种神话，即公共政策的决定，更多的是来自狭隘的自身 利益，而不是来自像环境的完美那样模糊不清的价值上的考 虑。他们同时还会强调，是没有办法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总的 态度，以便从道德上来接受利益和危害之间的既定平衡的，从 现实的角度上看，这种判断是只能由某个相宜的政府机构才能 做到的。对这种借口的回答是，事实上，公共的舆论已经对各 种危害做出了相当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从那些自一系列广泛 的活动中产生的利益角度来说是可行的。
这种利害问题关系着个人生活的很多方面：驾驶小汽车，乘 火车或飞机旅行、滑雪，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或住在这个工厂附 近，为医疗诊断使用X射线，看一部彩电，使用一个微波烘炉， 或一种合成杀虫剂。这都是一些个人的自愿选择的活动。其他 一些利害问题则与大规模的社会企业有关，在这些企业里发生 的危害是非自愿的。这包括在农业上广泛喷洒杀虫剂和化肥， 各种形式的电力生产，来自城市交通的空气污染，以及实际是所 有环境污染的各种大量的来源。
最近，很多工作是用来从可行的统计数字中估计利害之间 的数量平衡的，这些利害是与由一般公众所能接受的这样一类 活动相联系的。昌西·斯塔尔估价了很多这类活动的危害（他把 这种危害定性为：个人在与其有关的活动的影响下，每小时在统 计学上的死亡可能性）和利益，计算了由个人从这种活动中所产 生的美元等值。那种公众可接受的利益对危害的比率，可以从 一个按着这些项目计算出来的危害与利益对比的图表上看出 来。
这类图表的结果是相当严峻的，当利益的价值小时，可接受 的危害也相对的低，当其价值增高时，可接受的危害也上升—— 而且是以一种与价值上的增大有着很大关系的比率（这种可接 受的危害大概是按照其利益的立方比例上升的）。还有，随着各 种活动的利益上的价值的增大，可接受的危害也达到了一种上 升的极限。因为多种多样广泛的活动都与这个总的公式相符， 我们就必然会推断，在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某种一般 公关判断在可接受的利害权衡上的标准。另外，一种纯道德因 素的影响，诸如一种非自愿的和自愿的活动之区别，在其后果上 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非自愿的和自愿的各种活动都发生在同 一个总形式的、但又分离的曲线上。但是，在同样的利益中，对 非自愿的危害的可接受的水平要比自愿的活动少一百倍。这些 计算说明，可接受的利害比率是由总的公众舆论所决定的，在那 些管理机构所涉及的地方，他们的行动显然也是反映了，而不是 创造了普遍的公众观点。结果，他们把一些数字上的价值置于 一种公众道德的关系之上。用斯塔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情愿 让别人勉强我们做那些我们高兴为自己去做的事情”。
不过，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正处于公众对于可接受的环 境紊乱水平的态度发生变革的时期，这种紊乱在很长时期里都 被毫无怨言地容忍了。对这种变化的说明是根据自愿和非自愿 的可接受的利害比率之间的非常清楚的一万倍的差别提出来 的。当社会上的某些成员的活动把危害强加在那些在这件事上 已无可选择的人身上时，这个变化反映了一种更为严格的公共 道德。对环境所进行的各种新的伤害加剧了这个道德上的因 素。我认为，公众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新的环境污染物不仅标 志着由现今一代人加给不自愿的生物牺牲者身上的伤害，这些 牺牲者有着一些保护人，但是非常难以得到，而且也加害于那尚 未出生从而也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诸代人身上。与此相适应，公 众现在正在树立一套新的可接受的利害比率。对于一种既有的 利益，新的比率将只接受一种远远低于对强加在现今人口上的 非自愿的可接受的危害。因而，这是对侵害环境整体性的道义 性反应，这种侵害威胁着子孙后代的幸福，甚至生存。
在政治学上，环境保护有时被认为是一个“母亲”问题，没有 人能真正反对它。其实，常有的看法是，环境问题是那样乏味， 以致于它们可使人们不去注意更严肃的引起争论的问题——一 种来自贫困、种族歧视和战争的各种问题的生态犯罪行为。在 实际上，它也没有完全转向那方面；但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环境保护既非乏味，也并非不与社会正义的基本问题发生关系。
例如，在贫民区里，环境保护有时被看作是一种与黑人状况 无关的消遣玩意。某些对待环境保护主义者行动的态度说明了 这种看法的实质。这种情况在1970年地球周期间急剧化了，在 加利福尼亚的圣·乔斯州立学院，一个学生环境活动由于给一辆 被当作环境背叛者的象征的汽车举行葬礼而达到高潮。这个事 件被围观的黑人学生阻止了，他们认为为这辆小汽车所付的 2500美元最好花在贫民窟里。圣·乔斯的葬礼是一种对环境危 机的个人态度，这种态度有时也被生态运动的活动家们所采用。 他们推论道——可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错误的认为污染 是由于美国人口对商品和资源的过分消费而造成的。因为这种 急剧的消费所造成的废物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所以生态活动家 们便建议更少地消费。由于缺乏在美国进一步的有关黑人的人 均消费比白人小得多的统计数字，这种看法就不可能希望被黑 人或任何关心社会正义的人所理解。
黑人从环境运动中退出会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因为从很多 方面来说，黑人都是污染的牺牲者。一个白人郊区居民在他回 家时就可以从城市的肮脏烟雾、一氧化碳、铅和噪音中逃脱出 来，贫民区的居民则不仅要工作在污染的环境中，而且要住在那 儿。在贫民区里，他还要面对他本身的更多的环境问题：老鼠、 虱子等其他的寄生虫，孩子们吃进残留的旧的剥落涂料时铅中 毒的危险。因此，从其历史上看，黑人社区能够成为与环境恶化 作斗争的强大的同盟者。环境危机是一个生存危机，是中产阶 级的美国人所不熟悉的问题。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面临着怎样动 人心魄的威胁，这证明我们还仍然不能意识到装备好的核武器 的存在就意味着明天世界末日可能就会来临。对黑人来说，生 存的问题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他们也还未能掌握其命 运，他们至少也有了大量可能是对一个社会有着巨大价值的经 验。这个社会现在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正视毁灭的威胁。黑人 需要环境运动，而环境运动也需要黑人。
环境问题与贫困之间还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最近发生在南 加罗林那黑尔顿·海德的一些事件可作典型的说明。它位于美 丽的海滨，与很多大地产相毗邻，一个化学公司计划在那里建一 个大工厂，这个工厂在缺乏从未有过的昂贵的环境上的控制措 施的情况下，肯定会使当地的环境恶化。反对这个工厂的是大 地产拥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捕虾的渔民。他们害怕工厂的 残留物质对审美的生态产生影响。支持工厂的是化学工业公司 和很多这个地区的穷人，他们把它看成是摆脱长期忍受的失业 痛苦的机会。就此事而言，正义在哪一方？也许能够计算一下 这个工厂的经济利益，并把它与污染物影响捕虾业和自然环境 的经济代价做一比较。那么，比较利益和代价，并决定赞同那种 比较经济的行动，就够了吗？显然事情不能就此结束，就环境问 题而言，即使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也会又出现其他的更本质的 不能由环境上的行动所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这个工厂被关 闭了（事实上已经是这样了），这个行动说明，实际上对失业者来 说，他们需求工作的权利是比不上环境的完美更重要的。适当 的回答可能最好是，一个社会能够发现挽救一片沼泽的方法，同 样应该有能力去发现使它的公民就业的方法。
一个同样与超音速飞机相关的情况也出现了，工会组织坚 决支持这个计划，因为放弃它就意味着使几千工人失去工作。 对于这种失了业的人来说，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把怒火发泄在 那些反对超音速飞机的“生态怪人”身上。再进一步的反应则 是，这样一个人可能要怀疑一个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这个制度迫 使一个人为了工作去和一种认识作斗争，这种认识就是这种工 业的产品将会在夜间惊醒沉睡着的婴儿，并且会使紫外线诱发 的皮肤癌病例增长。
在环境问题和战争与和平之间也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 洗衣剂、滴滴涕一样，核武器也是一个巨大的技术上的错误。在 50年代，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和他们的科学顾问们，决定把核武 器作为国防的支柱。他们明显地没有意识到科学界一直在告诉 他们的那些事情，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幸 免于一场核战争。科学界的声音由于群众的反应而变得更加响 亮了。
用一种同样的方式，五角大楼在回答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 次调查时说，如果他们认为落叶剂将会在那块被蹂躏的土地上 造成长期的生态上的后果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越南使用它。现 在我们从美国科学促进会和其他一些意志坚决的科学家的努力 中得知，美国确实在越南指挥着一场生态战争。为了回答各种 质问，政府终于大大地限制了落叶剂在越南的军事上的使用。 事实上是有一种同样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现在放弃了生物战争 武器的生产，这是在他们长期维护这种武器——抵制来自科学 界的反对，把它们当成国际上有效的和必要的武器之后。
当这些武器被责令停用时，在我看来，这些生态学上的认识 似乎提出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关于我们在国防上的军事能力的问 题。它给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中犯了纯粹的军事错误上的大量 证据增添了说服力。它提出了一个至少要把人类从毁灭的威胁 下解脱出来，从不可忍受的生存重负下解脱出来的重大问题。
环境危机大概并不是一个“母亲”问题。它也不是来自其他 社会问题的产物。因为当我们开始为环境危机而行动时，较深 刻的问题一出现，就触及到我们社会正义体系的核心，并向基本 的政治目标提出了挑战。
提出这种挑战的力量由包含着两条可选择的环境行动的途 径所揭示出来：关于公众的行动和由公众采取的行动。那些赞 同第一条路线的人在“弹簧单高跷”的标语下游行：“我们遇到了 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他们让自己受制于一些个人的 斥责环境冲突的行动：他们步行或者骑自行车，而不开小汽车， 他们使用回收的瓶子和不含磷酸盐的洗涤剂，他们至多生两个 孩子。这些都是一种新的用生态学思想武装的个人生活方式的 基础。它欲使加剧污染的处于个人控制下的两个因素缩小到最 低限度：消费和人口。
相反，直接指向环境冲突的第三个根源——反生态的生产 技术设计的行动必须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如前所述，这个 因素对污染度的影响远远大于另外两个。可以回忆一下，根据 对数表的比率测定，在美国，人口增长是战后环境冲突增长的 12%到20%，同时，技术增长是环境冲突增长的40%到85%。 取一个保守的说法，如果技术因素是上升人口影响的5倍，就会 有下面可选择的方法，根据这些方法，我们就能防止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的污染程度的上升。如果我们选择允许人口增长的 方式，就如它已经在上升的速度，即约43%，那么就要求生产技 术在环境上的影响减少30%。反之，如果我们选择允许技术对 环境增长的方式，就如同它已经增长的速度，则大约是600% （用这个例子），就要求人口规模降低86%。这就似乎很清楚 了，在这两个因素中，技术至今是更有效的一种。另外，它也不 受制于直接的个人控制。
我们应该采取哪条路线，应当敦促人们少消费，少生孩子， 以便降低污染度？还是我们应当把精力集中在技术的生态改革 上？或者两者都应采用？
因为强烈的反对可能耽搁技术改革，而减少消费在持续的 贫困和需求面前也几乎是不理智的，所以有一个建议常常被提 出来，那就是根本的努力在于缩减美国人口的增长。在这里，除 了确实需要以人口的大量减少来获得污染度上的显著影响外， 这当然是一个完美的逻辑上的辩解。如果我们不断地利用这一 点，那么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人对技术生产的需求减少， 有着谬误的生产技术对环境的危害肯定也会减少。显然，从生 产技术上的生态的革命和人口的减少两方面作为环境改善的根 本，是符合逻辑原则的。
不过这儿还有着比逻辑和生态学更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同 一个原则还可以以相同的逻辑被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之 上。其实，在最近的对环境问题的压力下，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 着。这儿有两个例子：
一个劳工部的秘书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很多年，一直在徒劳地努力要通过创造更多的工作来与失业作斗争。只是到了后来，在离开了办公的地方和摆 脱了政治上的束缚之后，才面对了现实，即工作太少，是因为人口太多。
空气和水污染、贫困、交通阻塞的公路、过分拥挤的学校、不够用的法庭和监狱、城市的衰退、以及其他 等等问题都包括在内，都说明，美国所有的人口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就把问题置于其应有的来龙去脉中了：这个国 家的社会制度总的来说没有能力来养活在现今和可预计人口下 创造了它的人民，这些人因而正遭受着贫困、失业、环境污染、供 不应求的教育、不公正以及战争暴行的痛苦。那么，如果这种无 能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国家甚至不再有足够的资源去供给预期 中的人口，那么，即使具有最高效率和完全的社会平等，那我们 除了要控制其数量之外也就再别无选择了。但是，根据美国人 口增长和美国未来委员会的说法：
在美国拥有的资源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它愿意去利用它们，去适应以通常的比率上升的人口的需求，同时纠正通常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这是一个例证，在我看来，那就是在通向社会进步的两条途 径中存在着明确的两分法。我们正在进行着一种政治上的“零 整”游戏（即Zero-sume game，意为一方面得益，另一方面必然受损。——译者注）。到了人口需要减少的程度，到了某些折磨着我们的 技术、经济和社会谬误使我们不能再忍受的程度，到了我们要修 正这些错误的程度，到了这个国家对一个增长着的人口不能再 成功地维持的程度。
这些彼此相抵触的考虑怎样才能取得平衡，要取决于美国 人民中所固有的对社会正义的共同感情。只要解除环境上的、 失业上的、教育上的、健康上的、城市衰败上的各种危机是在他 们自己情愿接受的个人应承诺的负担范围之内，他们也会自愿 减少生育。但是如果美国人不情愿承诺这些个人的行动，他们 就将需要通过选择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支配国家资源贮存为 先决条件来寻求解脱。
这一切都表现出自愿的公众抉择。但是，某些关心人口的 生态学家却主张，“我们必须在国内实行人口控制，靠一种鼓励 和惩罚制度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自愿的方式行不通的话，也要 采取强制手段”。如果靠强制，结果必然是挟迫公众在两条通向 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之间做出选择。说得更简单些，这就是政 治上的高压手段。
按照这种“共同商定基础上的共同的高压统治”概念，是不 可能不使人对这一丑恶的事实感到厌恶的。如果美国人口的大多 数自愿实施节育以适应人口的稳定，那就没有高压统治的必要。 同样，高压统治只是在大多数人口拒绝自愿实施适当的节育才 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多数人必将受到少数人的高压。实际上这 就是政治上的强制。
从某一方面来看，环境危机引起了很多有关人口问题的讨 论，这是一件幸事。这个国家在很多年里都在为它空前的财富 与它无力为其人民提供适宜的环境、就业、就学、卫生和社会服 务，以及一种和平的生活之间的差别而困扰着。在很长时间里， 这个赤裸裸的现实都被回避、辩护，以及被一种技术细节的乌云 弄得昏暗不清了。我似乎感到，这层迷雾现在无论怎样也已被 环境危机所穿透了。
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环境危机只占其中一部分的多 重国家危机，用麦克莱士的话说，这些危机——
将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再次相信我们自己，再次担负起对我们的生活的支配权和我们的财富的管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