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康韧

　　有消息说，2000 年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全国总人口控制在 13 亿以内。

　　我国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虽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全世界 60 亿人口日推迟了 4 年，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薄弱环节较多等原因，我们的人口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任何盲目乐观，麻痹懈怠的情绪和行为，都将使已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

　　在进入 21 世纪之时，世界人口突破了 60 亿。

　　这意味着什么？它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特别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实？对其应抱什么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们特邀几位在人口研究领域里颇有建树的专家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摆脱以往自然资源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科技和人口智力投资增长为主要方式的发展；中国人口状况，尤其是数量的变数，对世界人口的变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记者：在对世纪到来之际，世界人口日迎来了 60 亿，这意味着什么？

　　田雪原：世界人口从 1650 年 5 亿增加到 1830 年的 10 亿，之后每增加 10 亿人口的时间从 100 年缩减到 30 年、15 年和 3 个 12 年。根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2050 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 89 亿，2100 年将超过 100 亿，届时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亦即 21 世纪世界人口有可能再增加 40 亿左右，尽管增长速度放慢，但仍不失为人口大量增加的世纪。

　　如此大量增加，给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全球人口增长，当前是摆在 60 亿人口面前的首要问题。正因为如此，世界 60 亿人口日联合国提出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中国提出：关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从可持续发展高度认识 60 亿人口，21 世纪以 60 亿人口为起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人口命运和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

　　记者：您说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识 60 亿人口，是关系人类命运和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那么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何？

　　田雪原：1994 年开罗人发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人们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人口居其首。关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在理论上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即发展在最终意义上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以人力资本为主要的驱动力，摆脱以往自然资源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科技和人口智力投资增长为主要方式的发展；建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我在研究中提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论，稀缺资源论，生态系统论，整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发展论。“五论”中经济是基础，人口是关键，资源是前提，社会协调发展是目的，生态平衡是条件，人口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田雪原：在行动上，就是要将人口问题的解决纳入世界和各国的《21 世纪议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 年国际环发大会后，根据 183 个国家和地区首脑签署的协议，各国陆续推出本国的《21 世纪议程》。中国政府率先垂范，于 1994 年首先推出《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全面规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案，将人口数量控制、素质的提高，结构的调整放到重要位置。目前中国 12.8 亿人口占世界 60 亿人口的 21.3%；其中内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2.5 亿，占世界的 20.8%，中国人口状况尤其是数量变动怎样，对世界的人口变动与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关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并期待着做出新的贡献。

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在减缓，这与中国计划生育取得的成绩密切相关；如果人口政策稳定，21 世纪 30 年代，我国总人口有可能达到“零增长”；我国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相对庞大、将进入老龄化发展的高潮时期

　　记者：20 世纪中国少生 3 个多亿，对世界 60 亿人口具有什么意义？

　　林富德：从趋势上看，20 世纪的最后 40 年，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在减缓，从 1960—1975 年，世界人口从 30 亿增到 40 亿，到 1987、1999 年，分别增到 50 亿、60 亿，可见每增加 10 亿人口的年数，已进入递减态势。必须看到，这与中国计划生育取得的成绩紧密相关，事实上，1975 年之前，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本世纪最后的 25 年里，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70 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 23%，1998 年这个份额接近 21%。据最近国家计生委主持的《计划生育投入与效益》研究表明，从 1971～1998 年的计划生育使全国累计少生了 3.38 亿人，由此使世界 60 亿人口日推迟了 4 年，如果让中国人口放任增长，那么 1995 年世界人口就会达到 60 亿，这是我国人口政策的胜利，亦是我国为世界人口发展作出的贡献。

　　目前可以预见，我国人口 2010 年能控制在 14 亿以内，如果人口政策稳定，21 世纪 30 年代，我国总人口有可能达到“零增长”，人口的峰值在 15 亿左右，之后，我国总人口将会徐徐下降，这将为新世纪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人口环境。

　　记者：照您这么说我国的人口形势是较为乐观的了？

　　林富德：其实不然，我国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一是，由于人口基数增大，当前我国人口每年增长数仍在 1200 万左右，因此，我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如土地、森林、淡水等严重匮乏的形势，仍难以逆转。

　　二是，劳动资源相对庞大，对世纪 2040 年前，我国劳动力资源将长期保持在 8 亿以上，其中高峰年 2020 年，达到 8.93 亿，已超过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发达地区劳动资源的总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又应促使充分就业，那么势必延缓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轨的速度，从而影响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三是，我面临的将是老龄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到 2040 年，每 5 人中就有一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而总人口的 1/4 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社会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人口的膨胀，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知识和有力的技术可供它使用；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和普遍的；资源、知识和技术的有效利用受到国家和国际政治及经济障碍的制约

　　记者：人口增长与经济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萧振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诸如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识字率和基本保健享有率有所增加；民主化公民自由均已得到扩展，种族隔离基本消灭；社会财富积累增加了 7 倍等等。但是社会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总人口达到 60 亿增加 14 倍，许多社会里的贫富差距加大，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 48 亿，是人口发展中国家的 4 倍；有 10 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超过 1.2 人处于失业之中，更多的人不能充分就业；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贩毒、犯罪、恐怖、腐败等不良社会现象威胁人类安全；灾害的频繁和猛烈程度陡然上升，大型灾害发生，60 年代有 16 起，70 年代 19 起，80 年代则有 70 起，并造成经济损失达 930 亿美元，灾害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循环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

　　20 世纪下半叶的人口急剧增长，使世界许多国家面临能源缺乏、粮食饥荒、城市膨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失业、贫困等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口膨胀发展带来的危机，首先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后果之一，从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普遍化和劳动力市场上及土地资源分配上的竞争，从而导致宗教、部族、地区和种族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知识和有力的技术可供它使用。然而，资源、知识和技术的有效利用受到国家和国际各级政治及经济障碍的制约。所以，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拥有富庶的资源，但将它用于社会正义和无害环境的发展努力，遭到严重限制。世界各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福利所依赖的许多基本资源在枯竭，环境退化在加剧。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维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应当考虑为当代和子孙后代留下生活发展的空间。

　　记者：下个世纪中国还会是人口大国吗？

　　萧振禹：世界人口从 10 亿增加到 20 亿，经过了 100 多年时间，从 20 亿增加到 1960 年的 30 亿，经过了 35 年时间；从 30 亿增加到 40 记再增加到 50 亿，分别只经过了 14 年和 13 年。目前世界人口已达到 60 亿，使全球增加 10 亿人口的时间缩小到 12 年，人口膨胀发展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在 60 年代当世界出现“婴儿热”时，人们开始表示关切，并预见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到个世纪中叶，地球将运载 100 亿人围绕太阳运行，对有限的地球空间能否使上百亿人获得基本生活需要提出质疑。这迫使人们审时度势，重新认识人类发展的新概念，目前各国政府积极寻求和采取有效对策，使“婴儿热”退烧，特别是占世界人口 21% 左右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少生了 3 亿多人口，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60 亿人口日”将会提前 4 年到来。更重要的是对下个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影响，按目前人口增长势头，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再增加 47.1%，中国仅增加 15.7%，世界总人口将达到 89 亿人。在新增加的人口中，仅有 7.2% 是来自中国。那时，中国不再是第一人口大国，将由印度（15.3 亿）来替代，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由 21% 下降到 16.6%。这无疑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经历了无以名状的苦难，令人困惑的人口问题在下个世纪仍然存在。对人口盲目增长的控制结果，使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年轻人减少，年长人开始增加，人口走向老龄化。20 世纪“爆炸”出的新增加人口，到下个世纪悄然成为老年人，于是全球性的“银发浪潮”正日益拍打着人类社会的彼岸。所以 60 亿人口日提醒我们，人口警钟应当长鸣，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解决，不能简单归结为禁欲、节欲和纵欲的问题，节欲与节约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人口（作为人类群体的数量抽象）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过程来抽象地谈；人口并不是可持续发展中的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将人与人口两个不同概念混淆）

　　记者：如何在理论上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纳入整体发展模型，如何在宣传和实践角度上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郭志刚：我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解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禁欲、节欲和纵欲的问题，也不能以呼吁某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作为主要手段。因为这种讨论只是以经济消费作为视角，而没有考虑经济生产这一更为重要的环节。

　　第一，人们要想消费必须先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就需要消耗资源，并且不仅生产出产品，而且排放出其它对环境起破坏作用的废弃物。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生活消费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环境了。所以，在保护环境问题上只考虑生活性消费，不考虑生产性消费是片面的。

　　第二，随着工业化，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相比，生产性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一般而言，生活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不仅大大小于生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而且生活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是受生活消费品形式内容和数量所制约的。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决定消费过程。

　　第三，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们的生产目的，也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之一。号召节欲实际上是从降低需求的角度来调节社会基本矛盾，这从长期发展考虑是不足取的。

　　第四，节欲与节约之间有本质区别。因为，节约不仅包含反对生活消费中的浪费，而且包含反对生产过程中的浪费，这样便容纳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单位生产产品的物耗和废弃物产出量等内容。并且，节约并不与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相违。

　　记者：您说，号召节欲实际上是从降低需求的角度来调节社会基本矛盾，那您所认为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郭志刚：我认为，人类主要是经过生产和消费两大方面的物质生活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人口（作为人类群体的数量抽象）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过程来抽象地谈。

　　常有一种误解，增加一部分人口，社会生产好像只需要追加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消费产品，便可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在一定生产条件下，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不仅需要追加增长人口的个人直接生活消费产品，还要追加相应的生产资料产品，也就是说，需要追加的社会产品量大于追加的消费产品量，两者之间差着一个乘数的影响。这个乘数在工业化阶段始终处于迅速膨胀之中，也就是说，在最终消费品生产扩大时，存在着中间产品生产成倍的扩大，甚至出现最终消费品没有扩大而中间产品生产的迅速扩大（比如常说的“有增长无发展”）。而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都要在其生产中耗费自然资源、排出废弃物并影响环境。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假定生产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加与资源、环境的联系。

　　然而，生产方式是可变的。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看，一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环节和中间产品，减少了环境污染，甚至变废为宝。另一头是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但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那么，作为劳动力来源的人口再生产就没有必要再扩大规模。

　　总之，人（而不是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主要是通过生产和消费与资源环境发生联系，其数量（即人口包括总量及结构和分布）当然对资源、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并且，我并不同意一般地说，“人口的”生产、消费方式也影响资源、环境，来强调人口的重要作用。因为，首先，生产、消费方式并不是“人口的”，而是社会的。第二，生产方式主要不是由人口决定，而人口再生产却主要由生产方式决定。

“人口”是个世界性问题，增长多少、快慢是应该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联合国把“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作为“世界 60 亿人口日”的主题。显然是在强调全世界人类的整体性；不同的国家应该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想只就一国一地分割考虑，已是不可能的

　　记者：有专家说，我国人口的变数对世界人口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您能不能具体地说一说？

　　查瑞传：我国政府对人口问题十分重视，去年 10 月 1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世界 60 亿人口日大会。朱镕基总理致信大会说：“世界人口总数已达 60 亿，这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人口增长过快的警钟。”简单的一句话，却表达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和态度。一是我们认为世界人口迅速增加到 60 亿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更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什么“好事”，而是人口增长过快的“警钟”。回顾我国近百年的人口发展历史和人口理论的论战，我们有这个认识和树立这种态度是经历过惨痛教训、付出过昂贵代价的，直到今天还背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二是我们承认“人口”是个世界性问题，全世界的人口多少、增长快慢是可以而且应该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然而，就在十几年以前的世界人口大会上，人们还普遍强调人口问题是各国的内政。朱总理在信中强调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结果，近 30 年来我国少生了 3 亿多人。这当然首先是我国自己的重大成就。然而，它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使“世界 60 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 4 年。这显然是说我们对全世界做出的一项巨大贡献。反过来，若一个国家任凭甚至鼓励其人口迅速增长，岂不是对全世界人口迅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记者：联合国把“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未来”作为世界 60 亿人口日的主题，是不是在强调人口问题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

　　查瑞传：联合国把“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作为“世界 60 亿人口日”的主题，显然是在强调全世界人类的整体性，这除了上述人生育和增长的问题外，不可避免地上涉及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环顾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正处于贫富悬殊、生活水平大不相同的状态。只占人类少数的富有的发达国家正消耗着地球上珍稀资源的绝大部分，正在制造着世界上最大量的污染。是谁在大规模地、无尽无休地乱砍滥伐有限的森林资源，是谁在制造和扩散着核废料的污染，破坏着覆盖全球的臭氧层，创造着形形色色的有害物质（如二恶英）等等，不是那些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恰恰是那些经济已高度发达，开发使用（因而浪费）自然资源的能力极高，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能力极强、极广的发达国家。他们没有理由和权利多占多用世界上有限的宝贵资源，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利让无辜的人们共同遭受因他们的高水平享受而造成的普遍污染和环境破坏。在资源环境方面，他们长期多占多用、肆意挥霍、破坏，是欠了全人类的债，并且还在继续欠债。因此在珍惜和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他们负有更大更多的责任。当然发展中国家也要尽最大努力去节约、有效地使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坚决地保护环境。

　　地球只有一个，资源、环境只能共享，世界发展的一体化是不可阻挡、不可扭转的客观必然趋势。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不同的国家应该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要想只就一国一地分割考虑，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须放到全球的视野去考虑、去认识、去解决。另一方面，把这些问题笼统地说成是“全人类的”、“全世界的”，而不区分是非曲直、责任轻重，也是不应该的。这就是我们从“世界 60 亿人口日”得到的进一步启发。

　　田雪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所长（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成员。

　　林富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生与死的度量”、“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曾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等书。

　　萧振禹：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多年从事人口及老龄问题研究，目前主持国家“九五”重点课题“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养老保障研究”。

　　郭志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学、人口社会学、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等。

　　查瑞传：曾连续担任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咨询组专家、人口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数种，论文数十篇。